“收受礼金罪”入刑 必将成反腐利器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贿赂案件的刑事辩护”论坛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透露：收受礼金罪已经写入正在研讨的刑法修正案(九)。(9月28日《京华时报》)

　　一时，“收受礼金罪”成为新闻热词。很多人一头雾水，中国的《刑法》明明已经有“受贿罪”，为什么还要叠床架屋新设立一个“收受礼金罪”?难不成还要分门别类搞“收受房屋罪”、“收受豪华旅游罪”?

　　这种观点恐怕是没弄明白这次《刑法》修订的补丁，对于打击腐败、肃清官场的重要意义。

　　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是说，官员非法收受财物，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1989年最高法、最高检也在一个司法解释里明确了这一点，即“贪赃枉法”才是受贿罪，“贪赃不枉法”不构成受贿罪。

　　这带来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官员在受贿之后，不为行贿者谋取利益怎么办?或者，受贿官员因为职务调动，或者因为经济形势变化，行贿者不想推进项目了，不要求受贿官员为其谋取利益了，那还能不能定受贿罪?再比如，很多行贿者对官员放长线钓大鱼，长年以各种礼尚往来的名义，向官员行贿，但一时未必需要让官员为其谋取利益，而是建立一个官商沆瀣一气的腐败氛围，该怎么定罪?

　　此外，目前“贪赃枉法”才能定受贿罪的立法，也给反腐案件的侦查、取证带来困难，司法机关不仅要证明官员接受过贿款，还要证明事后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显而易见，所谓“贪赃不枉法”本身就应该作为犯罪来追究。中国刑法界权威张明锴教授认为：官员接受贿款的行为本身，就是侵犯“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这个法益;受贿本身就足以成为犯罪，而不必需要受贿之后的枉法营私行为。

　　中国古代法律一贯严惩“贪赃不枉法”者，从唐代的《永徽律》开始，就把“贪赃枉法”、“贪赃不枉法”和强盗、偷盗等行为，一并纳入“六赃”。这两者都构成犯罪，只是量刑上，前者重于后者。如唐律规定“监临主司受财枉法者”，收贿一疋布帛杖打一百，每多一疋加一等罪，十五疋绞刑”，而“不枉法者”，收贿一疋布帛杖打九十，每多二疋加一等罪，三十疋处流放。

　　鉴于现行《刑法》中有关“受贿罪”入刑范围太窄，导致“贪赃不枉法”难以作为犯罪严厉打击，甚至个别官员趁机放松了自我约束，以“礼尚往来”、“收钱不办事”的借口为受贿行为打掩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等学者，一直主张扩张受贿行为的入刑范围。

　　这次提出“收受礼金罪”，就是把“受贿”从原来非典型的“结果犯”(即受贿之后还要有枉法的结果)，转化为“行为犯”，单单接受不正当礼金的行为本身，就足以作为职务犯罪来打击。

　　这个“刑法补丁”打得正是时候，扩大了受贿的入罪范畴、降低了司法机关的取证难度，真正编密了制度之笼，必将成为反腐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