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谈辞官：任“文化部长”就像在水泥地里种花
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辞职
几个月前，龙应台到医院体检，全身麻醉后，迷迷糊糊醒来，第一句话是：“请影视局到万芳医院来开会。”后来医生和护士爆笑着告诉了她这件事。龙应台自嘲自己在全身不能动的情况下，还想着业务，“不过，我至少还知道人在万芳医院”。
龙应台这个“文化部长”做得很辛苦，需要常常面对“立法院”的质询。“立法院”和在野党总是不断敲打龙应台：“部长，你应该让人民‘有感’。”所谓“有感”，是他们需要龙应台拿出“政绩工程”。
11月27日，龙应台向“行政院长”江宜桦提出书面辞呈。而在龙应台辞职前几天，凤凰网向其约访时，她还在忙着写提交给“立法院”的报告。今年5月，在“立法院”里，有立委质询其两岸交流的成绩。龙应台称，她就任迄今最不满意的是两岸交流没有进展，“这是件很荒唐的事情”。龙应台认为这里面有各种原因，包括大环境的问题。“台湾方面要求以部长身份访陆，但大陆方面希望龙应台以龙应台女士身分参访。”
2012年2月15日，龙应台正式就任台湾“文建委”主委，5月20日后，“文建委”改成“文化部”，龙应台成为台湾首任“文化部长”。这是龙应台二度为官，1999年底，在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的力邀下，她从德国回到台湾筹备并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二度为官，龙应台是带着满腔理想进入“文建委”的，“想为台湾做点事”，有着学者为官的理想在。
龙应台做得辛苦，除了要常常面对“立法院”的质询，让龙应台感到更吃力的是“这个社会充满着不信任感”。龙应台笑称自己担任“文化部长”像是在水泥地里种花，“水泥地就是这个社会充满着不信任，而我在一个被不信任笼罩的环境里工作”。“文化部”的新政策常常遭到负面解读。
龙应台常常萌生辞意，此前却一直举棋不定，不想让自己的一走了之让内阁团队雪上加霜。今年2月，龙应台向江宜桦提出辞呈，但被挽留。龙应台称，她和江宜桦的深谈，让她又坚定走下去。 他们谈话的主题是“我们读书人所谓何来”，“当你付出一切，用尽了所有的智慧跟力气，而社会笼罩的是一种不信任，或者你服务的对象不接受、不珍惜、不认同的时候，你还要以什么样的力量走下去？”江宜桦的回答是：“真正最高境界政治理念的实践是当整个社会都无法体会你所做事情的必要，而且甚至于当你所服务的对象都不珍惜你的时候，你还是要非常坚定地走下去，这是最高的政治实践境界。 ”
直到现在，龙应台依然很赞扬江宜桦的说法。台湾“九合一选举”后，“行政部长”江宜桦内阁总辞，辞职那天，在江宜桦致辞结束后，龙应台也发了言表示感谢，而她跟所有政务官说的就是江宜桦当初跟她说的话。
但最终，龙应台还是辞职了。她说自己是个女工的性格，到“文化部”工作的初衷就是做“第一里路”的基础工程，她认为看不见的基础工程是最重要的，现在，她觉得“第一里路”的基础工程已经完成。
完成了“第一里路”的工作，龙应台要陪着母亲走完“最后一里路”。“‘第一里路’是饮水思源，这个国家社会和人民给予你的，你要通过勤恳地工作来报答。母亲‘最后的一里路’也是人生唯一的一次机会，这是私人的理由，所以我选择这个时候离开”。
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老年时已经不认得她，却记得故乡新安江的水，龙应台带她看过淡水河、多瑙河等诸多河流，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新安江的水啊……”。应美君们的一生被龙应台记录在了《大江大河一九四九》里，在大江终将流入大海之时，龙应台决定辞官陪母亲。
对话
选前提出辞呈是不希望和选举结果绑在一起
记者：江宜桦内阁在九合一选举后总辞，你在选前向江宜桦提出书面辞呈。你的辞职跟选举有关系吗？
龙应台：你们可能都知道，我其实不是一个每天都在关心政治发展的人，我所有的决定还都是以文化为本位。之所以在选前提出辞呈就是不希望和选举结果绑在一起。我回头看这一千天的工作，在同仁的努力下，一些基础已经打下，我的初衷已经达到了。
记者：你将“文化部长”的工作比作在水泥地里种花，怎么理解？
龙应台：三年之中，因为不理解而遭到的批评跟攻击，从表面上看是超过我感受到的支持，现在新媒体的状态，大家都知道。对我来说，比较大的挑战是，当你饱受打击的时候，你还要怎么坚定“我甘愿为牛”的这个心情。我高度赞扬江院长，他似乎比我更早看清，我可以接受批评、不理解，但是我全身都是剑，我认为我在为这个国家服务时，我就是一步步往前走。这种坚定的勇气，其实是对我这样的政务官最大的考验。
这三年里当然有觉得灰心的时候。第一年的那种灰心，比较多的是问自己到底在干吗，这种频率比较高；第二年，我觉得到了一个境界，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按照心中的那把尺一步一步地做。这个年头的政务官，心里可能都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笃定。
记者：如果回到三年前，你还会接受“文化部部长”这个职务吗？
龙应台：这样说好不好，不一定回到三年前的那个点，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读书人，如果有一个时刻允许你的理念来实践，有一个机会为你的国家、你所关心的一群人做奠定基础的事情，我还是一样愿意，这是肯定的。我无怨无悔。
回到书桌，依然和社会进步有关系
记者：你不太想谈政治，但曾在《看世纪末向你走来》的序言里提到现在的领导人是法律人对台湾走向的影响。在你看来，领导人阁魁，他们的专长是否会影响整个台湾的走向？目前法律和政治的学者入阁比较多，如果财经学者或者有财经背景的人入阁对大环境是不是会有正面的帮助？
龙应台：在现在的民主分工的社会里，我认为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并不一定是你学什么才合适做什么。难道说文学系毕业的人才能够做“文化部部长”吗？我认为这是把领导人这个词窄化了。一个做决策的人，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找到对的人在对的位置上做对的事，他能够包容、倾听，能够很快地做决策，他有判断力，有全球视野，他又有在这片泥土上去奉献的心。这是我对于领导人的认知。不管是“文化部长”，还是“行政院长”，还是“总统”，学什么才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窄的定义。
记者：现在是松一口气还是不舍？
龙应台：你看我的好朋友圈子的反应就知道了，他们一方面觉得，我回到他们身边了，但是另一方面觉得，对于台湾的前途，大家心里都是有很多的忧虑。对我而言，我只不过是在不同的位置上而已，你想想看，当我做作家时，我跟这个社会的进步没有关系吗？在公职上面是一种工作方式，回到我自己的书桌，那就是另外一种工作方式。
记者：好朋友知道你要离开，有帮你打气吗？
龙应台：朋友们都是矛盾的心情，从公事的角度来讲，希望我多做一年半，但从关心我个人的角度讲，又希望我回到他们身边。他们不知道的是，我自己的文化时间表，在滴滴答答地走，这个会提醒我，我是个工头性格的人，建一百层的大楼，我就是那个来打地基的人，所以我自己最清楚那个地基什么时候打好，我觉得可以了。
社会进步要有最优秀的公务员团队
记者：辞职之后，除了照顾母亲外，有没有别的计划？比如写一些官场记之类的书。
龙应台：离开公职我一定会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写作一定是我的本位，但至于会写什么样的书，那就看了，我有很多的念头，我还想写一个推理小说呢，至于你刚才提到的官场现形记，以我的性格我对这个的兴趣比较少，我会比较关心我们的文化建设政策怎么做，而且这是台湾最迫切的，如果我要写，会写文化政策和文化建设。
记者：接下来会去环绕旅行吗？
龙应台：接下来几天，我会跟同仁进行无缝地衔接，要做到最细。我踏进“文化部”的第一天，就跟同仁说，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一个最优秀的文官团队建立起来，因为民主政治里头，部长常常换，以前新闻局长也没几个月就换一次。一个国家要稳定进步，一定是有文官制度的，有稳定向前的信心，而且要非常非常坚定。这个信念，我从第一天就开始讲，已经讲了三年了。
我觉得社会进步一定要有最优秀的公务员团队，我必须说这三年之中，一般社会比较看不到的是，我的团队在磨练，对他们有视野开阔的要求。台湾在艰困的政治外交环境中，用文化去打出一条生路来布局，我在这件事上花了相当多的功夫。
我特别希望我们的社会对公务员多一点鼓励，我们教孩子都知道鼓励会让人往前走，鼓励会让他更有力量，而台湾就需要这种力量。一个社会要进步，一定要有受到鼓励的公务员才行。3年了，在我离开的前夕，我还是要说我们这个社会一定要给公务员尊严，一定要给公务员温暖的鼓励，这个社会才会进步。（凤凰网/叶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