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香港“占中”根源 维护香港安定发展
主持人
香港有700万人口，参与“占中”的不到2%，这些人主要是什么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6:43]
嘉宾强世功
从目前来看，香港“占中”主要是两部分群体，第一部分是很早就开始组织这次活动的反对派，这个群体主要是政治群体，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挑战人大决定的权威，要求特区政府率领香港市民向中央提出新的诉求，要求人大重新做出符合他们期望的决定。第二部分是在人大决定之后，在反对派的鼓动下，青年学生，也包括一些市民，参与到这个事件中来。这些学生很多并不一定清楚基本法的规定和人大决定的来龙去脉，但他们关心香港的发展前途，对香港现实不满，他们有追求普选的朴素愿望，对未来更多一些理想化的色彩。目前，被动员起来的学生和市民成了“占中”主体。 [16:44]
嘉宾陈咏华
现在来看，主要以青年学生为主，后期也加入了一些激进人士、立法会议员以及支持的市民。他们的目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对外就是要争取他们所谓的“真普选”，但是看他们现在的口号，有几个，比如要“特首下台”，还有“收回人大决定”等，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做，我感觉他们可能会在口号上做一些策略性的变化。 [16:44]
主持人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青年学生很多都参与了运动，很多青年学生甚至以“留下案底赔上前途”为代价参与其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把青春贡献给马路”? [16:45]
嘉宾陈咏华
学生与年轻人大都是纯真有理想的，在性格方面比较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另外一方面，青年人在一些行为方面还是相对“激进”一些。实际上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社会运动的情况来看，青年人容易走在前面，这件事有好有坏。好的方面，如果说他的诉求是好的，那么就会推动事情的发展;但是，像这次“占中”行动，它是由于不同政见之间的争议，但是学生却被煽动，通过一种非法的手段来追求他们的诉求，这样就容易被政客所利用。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青年?很明显，不是单纯的自发行为，背后有严密的组织和部署。一直以来，香港学联、学民思潮等学生组织，受到泛民和部分激进人士的影响比较深。从这次“占中”过程中他们的物资支援、互相协作、利用网络设备互相联系等方面可以看出，他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和动员。 [16:46]
嘉宾强世功
这里有很复杂的原因，我先讲几个比较简单的原因。首先就是由于香港经济社会的原因，长期以来，香港社会面临着巨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缺乏持久动力，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上升，导致不少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很好的工作，工作后赚得薪水不足以供楼养家。这些问题在香港社会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的积累，导致香港社会有普遍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借普选问题释放出来，尤其是年轻学生，他们希望通过政治普选问题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 [16:46]
嘉宾强世功
其次是香港政治的原因。香港政治原本具有强烈的精英政治传统，但是从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反对派逐渐塑造了一种社会运动的政治文化，即政治问题不是通过立法会、行政长官、政治选举、政治对话等现有的政治架构来解决，而是通过游行、示威、街头运动、公投、占领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来表达其政治诉求。特别是2003年大游行导致行政长官及其他政府高官辞职。在这种背景下，反对派意识到社会运动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有效手段，从此之后，他们主要将街头社会运动作为政治的主要手段，采取“反国教”等各种抗议运动挫败了特区政府的许多施政措施。而且被街头运动的手法带入到立法会中，不仅在立法会对政府官员采取人身攻击等戏剧化的手法，而且采用“拉布”战术，对政府提出的法案采取上千条无聊的修改建议，为立法会通过政府议案设置障碍。这次他们更是通过发起更极端的“占中”运动，不仅提出人大重新决定的主张，而且喊出来“梁振英下台”的口号。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反对派一点一点地冲破法治的限制，慢慢形成“法不责众”的群体效应，这种效应也在鼓励香港社会集体犯法，无疑在冲击和破坏香港的法治传统。 [16:47]
嘉宾强世功
最后，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和香港传媒意识形态脸谱化的灌输，符合青年人思维单纯、感情冲动的特点，很容易对青年人形成有效的政治动员。不仅香港如此，全世界都在面临互联网时代的青年运动的冲击。 [16:48]
主持人
“占中”现在已经持续多日了，造成了香港多条主干线交通不畅，数间学校被迫停课，如果“占中”继续发展下去，您预测一下，将会对香港造成哪些负面影响? [16:48]
嘉宾陈咏华
“占中”跟以往的示威游行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之处就在于，它是用违法的手段来追求他们所谓的诉求，是以牺牲其他市民合法权利为前提的。不理会他人的损失是很自私的行为，但他们却以为别人才自私，这种抗争只会带来反效果，会让民主的目标更加远离。虽然“占中”刚开始时，有一些市民会因为青年学生打头阵给予同情，但是“占中”的本质是违法的，持续的时间一长，就会很大的干扰到香港市民的生活秩序，尤其对经济会造成重大损失。比如，现在香港的不少司机都开始在抱怨了，因为他们合法使用道路的权利受到很大的干扰。另外，不少商铺也因为“占中”不能营业，损失很大。 [16:49]
嘉宾陈咏华
另外，“占中”也会影响到香港的营商环境。持续的时间再长，会造成一些海外投资者对香港的负面看法。甚至部分金融企业有可能会因为这次“占中”考虑撤资、转移等等。“占中”还会对香港的法治造成严重冲击。 [16:50]
嘉宾陈咏华
我的判断就是，“占中”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因为持续的时间一长，破坏性越来越显现，它的正当性就会越来越弱。当然“占中”本身就是以违法手段开始的，正当性不足，现在很多市民之所以没有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年轻人的同情。这次“占中”把青年学生作为第一炮打出来，造成政府在舆论上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但接下来，我估计整个舆论包括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 [16:50]
嘉宾强世功
“占中”对香港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纵观历史，香港在每次民主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动荡。香港民主三波带来了动荡三波。第一波动荡就是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转为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引发了香港社会的动荡。第二波动荡是在90年代，1992年以后，香港在回归之前彭定康采取比较激进政治改革，这个改革是违背了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两国达成的协议，所以这样就引起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激烈的对抗，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个大分裂，大动荡。 [16:54]
嘉宾强世功
这次可以看作是香港第三波民主带来的第三波动荡。香港三波民主之所以发展为三波动荡，固然是由于民主本身会促使社会分化，但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民主发展始终与国家主权、政治认同和文化价值联系在一起，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导致动荡。 [16:55]
嘉宾强世功
不过，这一波动荡和以往两次不同，这一次的动荡里，我估计对香港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因为从香港第二波民主运动以来大约30多年的历史中，香港社会的主要争论都在政治问题，涉及到香港回归、基本法制度，政改争议、政权交接等，中国政府和港英政府的主要精力也都在政治问题上，所以港英时期香港80年代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要么被人们忽略了，要么没有精力解决。 [16:55]
嘉宾强世功
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经济社会问题透过金融危机爆发出来，这实际上是香港过往十几年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总爆发。按照道理来说，九七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和中央应该着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回归之后，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管治还没有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就很快被反对派提出的普选问题打断了，普选成了香港的争议焦点。香港社会很快又在普选问题上陷入了政治争拗，使得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无力来解决香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中央只能采取外部的支持特区政府施政，最主要还是要特区政府和香港内部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这次动荡对香港社会经济影响会更大，不仅是80年代以来积累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会把问题放大，我们看到香港经济在下滑，而社会的分裂，社会的不良风气在加剧。在此之后，如何在政治上达成妥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思路。换句话说如果这次动荡导致更大的冲突，不仅以前的问题无法解决，反而会导致更多的新问题。 [16:55]
嘉宾强世功
由此我们看到，香港目前已经陷入了经济民生与政治冲突死循环之中。一方面经济和社会问题没有解决，老百姓有很大的怨气和抱怨，这个抱怨释放在政治问题上，转化成一个普选问题;然而另一方面普选问题又导致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冲击了政府权威和管治能力，致使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无法形成发展共识，无法凝聚力量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相互恶化的死循环过程。因此，我们应当思考如何走出香港目前的经济民生与政治分歧之间的死循环，否则香港会一直这么拖下去，没有根本的起色，会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慢慢被边缘化，慢慢变成一个平庸的城市。 [16:56]
主持人
在回归之前，英国统治时期，那时香港的民主政治参与度又是什么样的呢?回归之后，又有哪些进步和改变? [16:56]
嘉宾强世功
这一部分，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港英时期采取的是独裁统治。香港民主体制是中央在推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带来了。关于这些具体的对比，中央在香港问题的《白皮书》中已经有权威的叙述。我这里不像重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相信很多人不认同这个提法。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历史中，看看中央在香港民主发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里，我想提出“香港民主三波”这样一个概念，系统梳理香港民主的发展脉络。 [16:57]
嘉宾强世功
香港民主第一波是从1960年代反英抗议运动到1970年代法定中文语言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民主运动。这样波民主运动的最大动力来自中央通过香港新华社在香港社会进行广泛的动员。第一波民主化的主要目标是改善香港基层民众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进而要求结束港英殖民统治。其中，反英抗议运动遭到港英政府的残酷镇压，但法定中文语言运动却取代了胜利。第一波民主化对香港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直接促使港英政府在1970年代推出“行政吸纳政治”的治理模式。另一方面促使香港本土文化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为香港结束殖民统治和后来中央实行“一国两制”的奠定了社会基础。 [1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