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菁：房山石经—延续千年的刻经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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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经”，顾名思义就是刻在石头上的经典、经文了。早在汉代，人们就将儒家的重要经典镌刻石上。西汉末年，当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也受此启发，于是北齐时期便出现了第一块佛教的石刻经典。人们认为纸帛书经轻易就会遭到毁灭，而篆刻于石才可以永存于世。
人们的假设在一千多年后得到了证实。当房山石经山上封于9个石洞中的四千余块石经板和山下云居寺地穴里一万多块石刻经重见天日的时候，那清晰的笔触和娟秀的字迹似乎告诉注视它的人们这世间的确存在永恒。
人一代一代地老去，动荡坎坷也好，平凡安宁也罢，不过是一百年的里程，但这世上发生过的惊天动地或可歌可泣的事情却能超越生命的限制延绵下去。有时一个单独的人在对比整个人类历史的时候，会显得那么不堪一击。房山石经依然在一千多年前它们被封藏的地方安静地听凭岁月流淌，而46年前参与指挥挖掘和拓印石经的黄炳章如今已是85岁高龄的耄耋老者了。可以想象过去的一千年间，人们用多少个“短暂”去成就了“永恒”。
房山石经的诞生
房山石经由静琬大师在隋朝大业年间创刻起，师徒相传，代代接替，从隋一直延续到明，共经历6个朝代、一千年的时间，是一件浩大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工程。僧人们如此锲而不舍，除却对信仰的虔诚更因为遭遇了两次“法难”的打击而心有余悸。
中国历代统治阶层对信仰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推崇道教，有的推崇佛教，有的排斥佛教。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两次皇帝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一个是北魏太武帝，一个是北周武帝。盛极一时的佛教遭到了几乎灭顶的灾难，全国的寺庙被赐给王公将相作为私用，僧徒被迫还俗，佛像被砸毁、经书也化为灰烬。没有经书就无法念经拜佛，信徒们惟恐失去信仰。北齐一个叫慧思的和尚有意将佛教中的重要经典刻在石头上，存放于洞中，如果“法难”再次降临，手写经书被焚烧殆尽，就等灾难过后取出石经作为底本拓印，以免失传。
慧思的愿望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实现，他的弟子静琬秉承了师傅的遗愿，立志吸取“灭佛”的教训，镌刻石经。静琬游历多方，最终选择房山作为刻经之地。那里有隶属太行山系的山脉，云雾缭绕，似有仙气。山下一个叫石窝村的地方盛产石料，山上有洞穴可以藏经。于是静琬开始化缘筹钱，潜心刻经。
隋唐静琬刻经是房山刻经历史的初期，静琬用什么样的经卷版本做刻经的参照已无从知晓，但可以推测数量不会太多。石经山上有一座金仙公主塔，塔上的题记中记叙道：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听说了刻经一事深受感动，她请求皇帝赐给云居寺四千多卷大唐新旧译经。唐代还没有发明雕刻印刷技术，经卷都是手写的，非常珍贵。这四千多卷译经由当时佛教界中很有学识的版本目录学家智昇和尚亲自护送到云居寺。今天，全国范围内保存的唐代写经也十分稀少，而房山有四千多卷篆刻在石头上，无怪已故的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感叹云居寺为北京的敦煌。
唐代末年国势衰落，五代又战乱纷多，房山石经一度停刻了。直至辽代涿州（河北境内）刺史韩绍芳游经云居寺，他得知山上石洞中藏有石经，于是命人打开石洞验名对数，然后奏请圣宗皇帝续刻石经。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对房山石经的清点，然而韩绍芳并没有把7个洞穴全部打开，因此他得出的“总合经碑2730条”的结论也就不甚准确了。之后的兴宗、道宗和天祚帝都大力支持刻经，道宗时期通理和尚刻经，第一次把原本高两余米的大碑改为76公分的小碑，这番改动省时省料，经板搬运起来也方便多了，大大加快了刻经的速度。天祚帝在位的天庆7年，山上9个石洞已经藏满经碑，于是僧人们在山脚下的云居寺内又开掘地穴搁置，地穴上建塔详记始末。辽金时期是房山刻经历史的另一重要时期。
随着朝代的兴衰沉浮，刻经的历程也是时断时续，但毕竟延续了下来。大规模的“法难”并没有再次来临，在没有任何功名利禄的驱使下，虔诚的信仰支持着一代代的僧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篆刻石经，永恒的东西往往不是可以标价交换的。此后在寂寞的几百年里，尘封的石经不再明了这世上的变迁。
第二次验名对数
1956年是释迦牟尼佛逝世2500周年，世界佛教联合会号召各个信仰佛教的国家为佛教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报请国务院，选择挖掘拓印房山石经作为自己的献礼。
3月还是乍暖还寒的季节，佛教协会的工作组来到了一片荒凉的石经山。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曾向这里投掷过炸弹，云居寺已被毁得面目全非。黄炳章是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带领工友们在半山腰搭建起工棚和临时办公室，开始了房山刻经史上的第二次“验名对数”。
雷音洞是工作组清理的第一个对象，这是9个洞穴中唯一为开放式的，一度作为法事活动的场所。经历一千多年的风雨，洞内残破的景象令人心痛。原本镶嵌在四壁的石经板有18块碎裂，散落在地上；迎面洞壁的一块经板上被胡乱刻下了“到此一游”四个字；洞口处不知什么人搭了一个临时的土炕，就在动手拆除的时候，黄炳章惊诧地发现炕竟然是用经板的碎片垒起来的。黄炳章心里难过极了，就在600多年前元代的至正年间，一个叫慧月的高丽（今韩国）和尚也曾经来到雷音洞，他读了洞中静琬写下的“贞观二年题记”，了解了静琬大师刻经的意图，又看到眼前遭受破坏的石经，心中一样惋惜不已。慧月留了下来，四处募化钱财，补刻了洞中损坏的5块经板，并在经末留下了题记。
一个云游至此的外国和尚尚且如此，那么对拥有这份宝藏的中国人来说，“爱护”更是天经地义的了。工作组从山下的石窝村请来了最好的工匠师，把18块残经一一拼接好重新镶嵌回洞壁上。黄炳章还对工友们传达了一个命令：凡是在山上发现的残碑残石，无论大小，只要上面刻有文字的一律编号、拓印，一件都不能少。
在以后的研究中，正是通过这些拼接起来的残片内容，学者们找到了探索整个房山石经的线索。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华严经》是静琬所刻的第一部经，文献中也这样记载，但工作人员从残缺的“伍德八年题记”中得知《涅槃经》才是房山石经的首部，只是因为完成后静琬发现其中有缺字，便把它们当做石料铺在了洞口。
撬开山上其余8个藏经洞的石门，尽管有山泉和风沙的侵袭，石经板依然保存完好。经过清洗，这些打磨过的石料光可鉴人。对山上石刻经的清理、拓印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考虑到保护石经山文物的原始面貌，山上的石刻经按照原来的位置又重新放回洞中，石门重新封好。
挖掘地穴石经
1957年的夏天，工作人员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山下云居寺内，于已被炸毁的南塔塔基前一步找到了地穴的所在。地穴南北长10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四边筑有围墙，穴内分大小不等的两室，摆满了一摞摞一层层辽金时期的经板。一年后，地穴石经的拓印工作也完成了，文物局拨专款盖建了库房以存放出土的10082块石经。
地穴石经的挖掘还给学者们带来另一个惊喜。当年金仙公主赐给云居寺的四千余卷译经刻完后，僧人们又是用什么继续做底本的呢？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考古发现，学者们确定是《契丹藏》。辽代朝廷聚集众多高僧编写的《契丹藏》质量非常高，这支北方民族信奉佛教，从宋朝手中得到燕京十六州后利用汉人学者、吸收汉族文化，国势大强。《契丹藏》编写完成后曾赠给高丽一部，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它一度失传，文献上也没有对它的记载，就连它是卷轴式还是方册本都无从考证。地穴石经出土17年后，北京文物局派专人去山西应县修复木塔，在木塔第四层卧佛的肚子里发现100多件辽代文物，其中12件是按千字文排列的藏经，为卷轴式。经过对比，卷轴里一张纸的内容就是地穴中一块辽代石刻经碑的内容，字数、行数和个别用字都完全一样，充分证明了《契丹藏》是辽金时期刻经的底本。
一万余块石刻经的背后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每篇经末的题记都注有布施人、布施钱财的数量、要求刻经的篇目和刻经的目的，布施人中有皇帝、大臣，也有商业行会和平民百姓，这对当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都有一叶知秋的功能，足以形成一门课题，几十年来为各国的学者研究探讨。
石经山至今还保守着一些秘密不肯透露，据史料记载，山上还应有一座名为“孔雀洞”的藏经洞，那些与文献数据不符、在已出土的石刻经中找不到的石经板很有可能就藏身于孔雀洞。但它究竟是湮没在了坚硬的山体里还是消失在浩瀚的历史里，只有等待明天的发现。
回藏地穴石经
自然总在嘲笑人类的文明，有时我们竟不能做到像一捧黄土对人类遗迹所提供的庇护。库房里一万多块石经板在出土后的40年间出现了严重的风化现象，损坏程度远远超过了过去一千年里的总和。由于大气污染和材质本身的优劣差异，一些经碑的表面突起、发生了粉化，字迹也模糊了，有的甚至消失不见。人们难以预计再过40年后，房山石经是否会面目全非。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如何保护石刻文物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严峻的现实催促专家们必须做出对策。
1999年9月9日，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佛教仪式后，云居寺石经重新回藏地穴。这是在原址上经过改建的一座现代化地宫，面积达400平方米，底板、侧墙和顶板均采取了防水设施，室内空气置换为纯度达99％的惰性气体氮气，温度保持在25摄氏度。回藏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参观廊的大玻璃看到地宫里的石经。3年来为运行、维护石经地宫的各项系统，云居寺文物管理处花费了60万元的经费，所幸一切状况良好，学者、专家都认为这是目前最有把握的保护方法。
当我们爬上石经山的时候，赵师傅在山腰看守雷音洞和其他8个封闭的洞穴已经有10个年头，他也能给对此有兴趣的游客滔滔不绝地讲述房山石刻经的来龙去脉。旧时被称作“白带山”的石经山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已失去了它曾有的绝色风光，稀疏的林木也挡不住风沙侵袭和工厂带来的空气污染，石洞里的隋唐经板正在等待人们的救援。
看着山体里渗出的水把雷音洞壁上的经板浸得一片片水迹，赵师傅无奈地说：不能用手碰也不能擦，只能由它去了。而其他洞穴透过石窗格能看见最外一层的经板灰蒙蒙的，有沙尘脱落，赵师傅告诉我们每逢雨季还能清楚地听见洞中滴滴答答的落水声。这些封藏了40多年的石刻经究竟怎么样了，无论是曾经见证它们再次出世的黄炳章老先生，还是如今与它们朝夕相处的赵师傅，都是无法想象的。 （文：颜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