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在台领取“唐奖”：别坠入中国中心论的老陷阱
马英九为余英时颁奖
首届唐奖颁奖典礼18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顺利落幕，所有得奖人与颁奖人马英九（右5）、创办人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右2）及所有贵宾合影。
“获得第一届唐奖汉学奖是我生平的最高荣誉。不用说，我是既感激又兴奋；但坦白地说，在心灵深处终不免感到受之有愧，”今天，在台北国父纪念馆，84岁的余英时领取“唐奖”汉学奖时如是称。
“不能坠入中国中心论的古老陷阱”
“余英时是唯一一位在三个美国一流大学都有任教过的中国人，”前“中央研究院”院长丁邦新今日在颁奖礼上称，指余英时曾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这是老朋友对我的鼓励，大家决不能认真，”白发苍苍的余英时不无幽默地回应。
余英时是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生于天津的他，曾师从钱穆，44岁当选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现居美国，为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余英时以坚守传统知识分子“单纯的倔强”著称，他自称对政治只是“遥远的兴趣”，但却时常发文评论时政、文化。今年台湾服贸争议、香港游行等，他均有发声。
“最近几十年来，汉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场进程缓慢但意义却十分重大的转变，”余英时在受奖致辞中称，“我们开始摆脱西方历史模式的笼罩……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独特方式。然而这绝对不是主张研究方法上的孤立主义；恰恰相反,在今天的汉学研究中，比较的观点比以往任何阶段都更受重视……中国文明及其发展形态的独特性，只有在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比较和对照之下才能坚实而充分地建立起来……如果采取完全孤立的方式研究中国史，其结果势必坠入中国中心论的古老陷阱之中。”
“汉学今天已走上了彻底全球化的道路，”余英时宣称。“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不同，我们基本上已不大理会汉学的国界问题，很少有人再经常把‘中国汉学’、‘日本汉学’、‘法国汉学’、‘美国汉学’等之专名挂在嘴上。在这个地球上，汉学只有一家。”
余英时提到自己1950年代后期在哈佛大学师从当代汉学泰斗杨联升，“他指示我去阅读日本和西方的汉学论著，顿时打开了我的眼界”；他还提到1967年欧洲汉学泰斗戴密微为杨联升名著《汉学散笔》写序言时称，杨的学术特色就是“真正国际的、天下的”。
五位得奖人分享一千万人民币奖金
旨在打造“东方诺贝尔奖”的“唐奖”，由台湾企业家尹衍樑于2012年出资创办；尹衍樑曾于1994年创办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号称“不分种族与国籍”的“唐奖”每两年颁发一次，分成“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法治”和“汉学”共四个奖项。
今年是“唐奖”首届颁奖。“永续发展”得主是联合国基金会董事会副会长格兰·哈莱姆·布伦特兰；“生技医药”得主是有功于癌症免疫治疗的詹姆斯·艾利森和本庶佑；汉学奖得主是余英时；法治奖得主是南非新宪法的起草者奥比·萨克斯。
五位得奖者将分享高达人民币一千万元的奖金。
“总统”马英九今日上午在“总统府”接见了“唐奖”得主。在下午的“唐奖”颁奖礼上，他为五位得主颁奖。
其他出席颁奖礼的嘉宾还包括前“副总统”连战、“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惠、台北市长郝龙斌、唐奖教育基金会创办人尹衍梁等。
汉学奖得主余英时、永续发展奖得主布伦特兰夫人、法治奖得主萨克斯和生物医药奖得主艾利森和本庶佑分别发表致辞。凤凰大学问独家发表相关内容，与广大网友分享。
余英时
以下是致辞内容实录：
余英时：比较西方，汉学已经彻底全球化
获得第一届唐奖汉学奖是我生平的最高荣誉。不用说，我是既感激又兴奋，但坦白地说，在心灵深处终不免感到受之有愧。
汉学是我个人研究、撰述和教学的领域，让我从这里说起。首先，将汉学列为四大奖项之一，充分体现了唐奖基金会的远见，为此我必须郑重致敬。根据我的观察和判断，汉学的世界重要性正在不断地继长增高。因此作为一种人文研究的专业，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
更需要鼓励和支持。唐奖适在此时降临，实在是难能可贵。
最近几十年来，汉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场进程缓慢但意义却十分重大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中国文明不但起源于本土，而且是循着自己的独立途径成长起来的。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中国完全可以和其他古文明如印度、波斯、以色列、希腊等相提并论。和以往不同，在重建和阐释中国文明的演进过程时，我们开始摆脱西方历史模式的笼罩。换句话说，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演进模式可以对中国史研究具有参证和比较的作用，但中国史的重建却不能直接纳入西方的模式之中。我们现在大致有一个共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主要在自身的内在动力驱使之下，前后经历了多次演进的阶段。但为了对于中国文明及其动态获得整体的认识，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独特方式。然而这绝对不是主张研究方法上的孤立主义，恰恰相反，在今天的汉学研究中，比较的观点比以往任何阶段都更受重视。原因并不难寻找。中国文明及其发展形态的独特性只有在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 的比较和对照之下才能坚实而充分地建立起来。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采取完全孤立的方式研究中国史，其结果势必坠入中国中心论的古老陷阱之中。
上述若干新的研究动向显示：汉学今天已走上了彻底全球化的道路。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不同，我们基本上已不大理会汉学的国界问题，很少有人再经常把“中国汉学”、“日本汉学”、“法国汉学”、“美国汉学”等之专名挂在嘴上。在这个地球上，汉学只有一家，无处不然。
说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先师杨联升先生。我初次接触世界汉学是在一九五零年代后期的哈佛大学，受业于杨先生的门下；他指示我去阅读日本和西方的汉学论著，顿时打开了我的眼界。一九六七年欧洲汉学泰斗戴密微老人杨先生的名著《汉学散笔》写“导言”，特别指出后者的学术特色是「真正国际的、天下的」。这一概括清楚地显示：不但汉学全球化的动向当时已大为开展，而且戴老也认定杨先生是新动向的一位先驱而击节称赏。
今天我们处身在全球化加速前进的时代，因此汉学新动向也迫切需要进一步发展，随之而来的则是汉学的阵营必须不断扩大。我恳切希望：唐奖可以吸引更多的青年才俊，将新鲜的观点和见解带进汉学的世界。
布伦特兰夫人：经济发展、环境保全和社会平等平衡发展
唐奖的设立，是个了不起的创举，能够获得第一届唐奖的“永续发展奖”，我深感荣幸。尹衍梁博士在公布得奖名单时表示，从一百多年前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诺贝尔基金会与诺贝尔奖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心有戚戚焉，的确，我们现在亟需关注人类所面临的新挑战，包括气候变迁、能源短缺、新的疾病、文化冲突、观念歧异、世界秩序改变等。今天很高兴能在这场盛大的颁奖典礼中与其他得奖人齐聚一堂。
我注意到现场只有我不是穿男士晚礼服，而是身着裙装，很欣慰有女性能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希望这代表着未来有更多的女性也能够崭露头角，让新世纪的人们都能完全体认到女性与男性一样，有相同的潜能。
这个新设立的至尊大奖，一开始就为这个趋势立下标竿，有别于一百多年前的斯德哥尔摩与奥斯陆，当时青一色只有男性才有可能成为这类殊荣的候选人。
我觉得很谦虚，也满心感激，庆幸过去七十五年有机会担任不同的职位与角色，参与革新、领导与执行的过程，成就了评审委员心目中的永续发展。的确，我相信我们已经为全球所面临的科技挑战勾勒出蓝图，让经济发展、环境保全、社会平等这三大重点能更加平衡，以增进人类的福祉。
身为医师与科学家，我一直深信一切的决策，都必须以事实和证据为根据。在这个文化多元、面貌多样的世界，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的情况，即便大家都共同体认到这些议题至关重要，但仍不足以促成关键而有效的行动。
当气候变迁的危机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就一直密切注意这个问题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然而我们最为缺乏的能力，就是订出最迫切需要的改善计画。
全世界的国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智慧与远见来做该做的事。以气候变迁所形成的挑战为例，其问题的复杂性，让人类捉襟见肘，使得追求人类最大利益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身为地球的居民，我们肩负的重任不只是为现在而已，还必须为以后的世世代代负责，这是我这代所面临的挑战。我的孙子那一辈则是从开始上学就有这样的概念。
我们希望，我们这代走过的脚印不会消失，而是不断累积推进，甚至跨越了自然的界线，在未来的年轻世代能采取更有效的行动。
无论是全世界的科学家，或是地球村的公民，或是决策制定者、政治家，或是企业家，不管身处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我们现在都必须迎接挑战，追求共善。
今天我看了其他得奖人的生平事迹，他们的例子在在说明了我们必须合作才能迈向更好、更公平、更安全的未来。有为南非与全球消弭种族隔离，伸张人权正义；预防与治疗新兴的疾病；解决不同文化与观念之间的冲突等。这些理念与典范，也是我这半生之中不断努力想征服的挑战。
我觉得谦卑，也很感谢有机会能够为攸关人类未来的大事尽一份心力，与大家共筑一个平等、安全、安稳的星球。
奥比.萨克斯：南非人权宪法，我们要面包也要自由
任何事情，能够身为第一，总是令人兴奋。我原本甚至不知道唐奖的存在，当初在收件匣内看到恭喜得奖的通知时，还差点把它当成诈骗讯息删除，到现在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获选以个人的身分得到这个奖，实际上要归功于众多伙伴长久以来的努力；而我们奋斗，从来没有期待任何回报，只希望对人类的解放贡献一己心力。
不过，能够获此殊荣，着实骄傲万分。我不巧身处于种族压迫之下，却也因此得到改变体制的机会。我为我这一代感到骄傲，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
我们这代在种族隔离政策下成长，当时种族至上受到法律保障，并透过法律执行。当时我们活在“依法而治”的社会，而非“法治”的社会。
但也正是透过创新的，以人为中心的法治理念，我们至终能够达成三大改革。第一，经过数个世纪的种族压迫与冲突，我们建立了一套法律机制，让各方得以面对面协商，终以和平的方式获致革命。第二，根据在地的社经条件，我们发展出深深植基南非的宪政秩序，使国民不需要在公民政治权利与社会经济权利之间，作二选一的痛苦抉择。我们的国民要的不是没有面包的自由，也不是没有自由的面包：他们同时要自由，也要面包。此外，由于我们拥有缤纷多元的族群和丰富的文化传承，我们的人民也坚持追求玫瑰般绚丽绽放的精神生活。自由、面包和玫瑰，鼎足而立。
我们的成果是：原本恶名昭彰的种族隔离国度，如今活在全球最受推崇的宪法，所提供的保障下。
我们还有许多重大的课题尚未解决，也不幸衍生了新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宪法与人权宪章，给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空间与凭借。我们奉行宪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崇尚法治，打破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创造一个开放且民主的社会。
最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拥有一部保障完备且高瞻远瞩的人权宪章：它确保法治不仅仅保障上层人士的财富与权力，同时也保障无立锥之地、无壳蜗牛、贫穷困苦、及社会底层人士的尊严。
当然，法治的传统角色现今仍然重要，包括保障司法独立、保障人民的投票权与言论自由、保障外资与国内投资不受恣意侵夺、谴责武装政变等。但法治的重要还不仅于此。
法治还保护人民在家园内不受暴力威胁，在国际间免遭人口贩卖，不因身为难民、移民、或少数族裔而受虐待或雇主压榨。法治也保障每个人都能得到合宜的教育、住居、营养与健康，包括享有生技医药的福利。法治保护地球免受贪婪破坏与耗竭，保障并尊重世界文化的多元，也提升创意花朵的绽放，与多样思想的自由交流。
愿此一宏远的奖项鼓舞我们，以及世界上所有的人，在追求正义更加普及的艰巨路途上，昂首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