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悔
一九五六年，张茂荣（后排左一）在雅加达教书时和同学课外活动的照片。
一九五五年，张茂荣（前排左三）在雅加达成人夜校教书时和毕业学员合照。
张茂荣和他招聘的第一批上海年轻人。
张茂荣退休后到印尼雅加达原“巴城中学”母校访问中国志愿者汉语教师。
张茂荣／口述 陆秋明／撰文
张茂荣，男，现年78岁，印尼归侨，退休前为德国拜耳公司上海首席代表，上世纪80年代移居香港。
1989年，当我再次回到印尼西爪哇小镇芝加冷，镇上的火车还在“轰隆”地跑着，斗鸡场边上鸡笼里还关着两只公鸡。站在小镇那口依旧汩汩往外流水的自流井边，我仿佛又回到那难忘的岁月……
1 小镇最热闹的地方
父亲是个读书人，原本在广东梅县一所中学当校长，1927年离开家乡下南洋。一路漂泊，最后到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一个小镇——芝加冷。父亲刚开始在商店打工，不久就被当地一所华校高薪聘请为校长，在那里，父亲结识了我的母亲。1936年，他们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
芝加冷是印尼的鱼米之乡，华校周围遍地稻田。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们在水田里耕作，有一次我和几个玩伴也跑到稻田去玩，在水里呆了没多久，就感觉双脚痛得不行，仔细一看，腿上趴着许多鼓鼓的家伙，一旁的大孩子赶紧将它们拔掉，我吓得拖着流血的腿就往家跑。后来听大人说那是会吸血的蚂蝗。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下田玩耍，只敢远远地看。
镇上还有个地方我常去，那就是斗鸡场。看着那么多的人围着两只公鸡，又跳又叫的，觉得这应该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地方了。
而我对小镇印象最深的，是镇中心那口自流井，用砖墙围着，周围铺上水泥地面。每天，华人和当地人一起，在井边洗菜、淘米、洗衣服、洗澡，不分男女老少，嬉笑怒骂，打情骂俏，一片欢乐和谐的景象……
直到有一天这份平静被打破。
2 那是我们的祖国
一天课堂上，老师在黑板上挂起一幅地图，指着中国说，那是我们的祖国，日本在侵略我们的国家。也就在那时，“爱国”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卢沟桥事变后，父亲带领华校的老师和学生走上街头募捐，号召身边的华侨支持国内抗日，年仅5岁的我总是抱着募捐箱跟着。
在日本人的挑拨下，华人与印尼当地人之间的关系遭到严重破坏。印尼许多地方发生土著抢劫烧杀华人的暴行，我们一家也不能幸免。无奈之下，父母带着年幼的我们逃难，步行许多天才到巴城(雅加达)。
到达巴城后没多久，父亲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抓捕离开了我们，好几年都没有音讯。母亲带着我们住进一家华人提供的免费旅馆。
旅馆旁是日本兵的驻地，他们常常到旅馆洗澡。有一天，正想找块皮料做弹弓的哥哥，看到日本士兵放在井边的帽子，就偷偷拿回家，剪掉皮料后再把帽子放回去。想不到没过多久，几个日本人端着刺刀气势汹汹地闯进家里，手上的刺刀就向我们刺来，幸好被旅馆里的其他华人拉住，其中有位懂日语的华人跟他们保证马上把皮缝回去，这才保住了我们哥俩的性命。
当时全家就靠母亲接一些手工活养家。为了帮母亲减轻负担，9岁的我跟哥哥去卖牛肉干、糖果。日本投降后，我回到小学念6年级，为了贴补家用，我们每天下午就去卖报纸。那时家里很穷，买不起书本，笔记本都是母亲从废纸店收集些边角料装订成的，但母亲仍坚持让我们继续读书。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印尼，大家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3 大海行舟起起伏伏
那时，身边的华侨都想方设法回国，一时筹不出买船票钱的我，为了能早点回国，从高三开始就一边上课一边到成人夜校教书。等到高中毕业时，却因为印尼华校出现教师荒，被留在了当地华校教书，一教5年。但我一直想着回国读大学。
1957年，我毅然辞职，带着妹妹，告别父母，回到祖国。因为喜欢化学，我在厦门集美侨校补习1年后考取了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化工机械和设备专业，毕业后留校教书。
几年后，因当时国内拍电影用的彩色胶片都靠进口，为了生产自己的彩色胶片，国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化工专业的我被抽调进去。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制作出自己的彩色电影底片和正片。为了培养更多这方面的人才，学院创办了全国唯一的“感光材料”本科专业，我和同事编写了全国第一本《感光材料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及其它教材。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数码科技的发展，感光胶片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专业随后也被取消了。
1980年，已是44岁的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无奈中作出了艰难的选择：到香港去，再从零开始闯荡。
带着妻子、儿子，就像当初从印尼回国一样，我们两手空空地来到了香港。租住在一个7平方的房间，只有一张上下铺的床，书桌、椅子是香港人家淘汰下来扔路边被我们捡回的。
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我凭借当场画的一张非常专业的机械零件图，成为了一家玩具厂的机械工程师。3个月后，就在我转为正式职员时，因为不满厂方配给我当助理的香港大学生工资2800元而我只有1400元，我炒掉了自己。于是重新收集各种报纸，浏览招聘广告。至今还记得我到一家德商洋行应聘翻译时的场景：站在公司门口，看着富丽堂皇的大厅、来来往往的外国人时，我懵了，自卑地徘徊着，但不进去我就要没饭吃了。当时英语水平并不太好的我阴差阳错地闯过三轮面试，进入了世界最大的化工和医药跨国公司—德国拜耳公司当科技资料的翻译。
为了尽快在公司站住脚，我每天下班都要回家加班完成翻译，查字典、请教朋友，“削尖脑袋”练口语。经过2年多的努力，我不再需要回家熬夜赶工，也敢于对老外“说三道四”，敢于挑出德国专家撰写的英文论文中的错误了。
在拜耳公司工作的头3年，每天不仅要完成大量的翻译工作，还要承受针对大陆新移民的歧视。有一天，染料部技术经理舒尔茨先生和几位香港同事，因一个技术问题讨论了老半天，我小声地问在讨论什么问题时，回答竟是：“你大陆出来，你唔识架啦！”（你大陆出来的，你不懂的啦）但我用扎实专业知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帮他们解了难题。回到总部的舒尔茨多年后还念念不忘此事。
几次不经意的表现，让自己很快跟同事融在一起，也引起了德国拜耳总公司的重视。在拜耳公司，我的工作从翻译转变为产品销售、技术服务人员，1986年，我以德国拜耳公司上海首席代表的身份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的16年，我一方面负责公司在华业务，包括拜耳在上海投资31亿美元建立的一体化聚合物生产基地，该项目作为在上海建立的世界第三大化工医药的综合性工业园，是中国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引进的最大外资投资项目。我念念不忘的还是曾经热爱的校园，极力促成公司和有关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受邀担任母校的客座教授，用工资在母校设立奖学金直至退休。
还记得退休前在上海偶然听到一首儿歌：
光阴似流水，不一会，
课毕放学归；
大家仔细想一回，
今天功课明白没？
老师说的话，可曾有违背？
父母盼儿归，
我们一路莫徘徊，
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
大家努力呀，同学们，
明天再会！
听着、听着，就回想起自己走过的人生路。然而对那已逝的青春岁月，对那段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我无怨也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