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松：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历程

方立天先生是浙江永康人。“观生”是方先生的母亲希望观音菩萨保护儿子平安而为他取的小名，由此方先生对佛教从小就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性联系。

方立天先生是著作等身的佛学大家，毕生从事佛学研究，其佛学研究历程大体可以分为5个阶段。

从人物个案研究入手。方立天先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在《新建设》、《哲学研究》等哲学社会科学的顶级刊物上发表关于魏晋南北朝佛教代表人物的论著。他的研究当时还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重视，美国《中国哲学研究》杂志将其《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一文翻译为英文发表，“文革”前学术论文在海外被翻译发表，是不常见的。改革开放初期，方立天先生将魏晋南北朝佛教人物研究结集《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在中华书局出版。在那个时代，中华书局为年轻人（当时方先生40余岁）出论文集是很罕有的事情。稍后，方立天先生在海峡两岸又分别出版了《慧远及其佛学》、《法藏》等关于佛教代表人物的专著。

以佛教古籍整理为基础。缺乏对文献古籍的准确把握，佛学研究就有成为空中楼阁的危险。方立天先生非常重视对古籍的研读，每日在图书馆中研读佛教典籍的方立天先生是上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一道最靓丽的学术风景。上世纪80年代，方立天先生精心整理、标点译释，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华严金狮子章校释》。当时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对方立天先生古籍整理的方式方法给予充分肯定，并积极向学术界推荐。之后，方立天先生还参与了多卷本《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的编辑整理工作，该《选编》哺育了改革开放后几代中国佛教研究者。

致力于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在对佛教人物、佛教典籍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之后，方立天先生开始了佛教哲学现代化研究的尝试。方先生多次强调佛教哲学研究要有现代的问题意识，要用现代的语言表达佛教思想，要用现代方法对佛教哲学进行阐释，要对佛教哲学做出现代评价。其《佛教哲学》可以说达到了上述要求，成为汉语学界经久不衰的学术畅销书与经典性著作。

深入思考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佛教是文化、佛教文化中国化是方立天先生两大学术观点。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国佛教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联系与区别，是方立天先生多年思考的问题，《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是方先生多年思考的结晶，该书出版后引起了重大反响，并不断再版。

对中国佛教哲学的整体把握与理解。整理出中国佛教哲学的体系是方立天先生学术生平的一项重要志业。耗时15年，90多万字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是方立天先生一生佛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从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认识论和修持论5个方面对中国佛教哲学体系进行了总结。该书奠定了方立天先生的国际学术地位，并陆续被翻译成韩文、日文、英文。

回顾方立天先生一生对佛学的研究，个案人物研究、古籍校读整理、佛学现代化探索、佛教文化及其中国化、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整体研究，由基础到专业，从具体到抽象，由局部到整体，可以说，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方立天先生在佛学研究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出版过《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其学术成果有目共睹。方立天先生晚年对中国宗教现实问题积极建言献策，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发表的《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受到政、教、学三界的高度重视，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有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

方立天先生临终前，2014年4月18日发表在《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上的《中国的文明观：学习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是其一生中的最后一篇重要论文，着重探讨了在全球化语境下“文明交流互鉴”命题的意义与价值。笔者参与了这篇稿件的后期整理工作，当时与方先生通电话的情景，言犹在耳，而今哲人已逝，让人唏嘘不已。

最后，引用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先生数年前讲过的一句话：“方立天先生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学者，他的卓著成就足以矗立在学术研究的光荣史册上。”（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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