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雇凶杀己:购买死亡,令社会感到疼痛

13.04.2016  11:19
  

  经历了所有的绝望之后,祝江(化名)选择花钱雇人杀死自己。

  杀手推着轮椅上这位高位截瘫患者走进阴冷潮湿的小旅馆,随后按照他的吩咐,在令他厌弃的身体上捅了十几刀。

  血液与时间一同流失,漫长的2个小时后,他改变了主意,喊出“救命”。

  在自杀的悲剧中,加缪的论断反复被提及——“自杀是对个体生存意义的否定和对个体所在社会的否定”。当高位截瘫患者柔软无力的身体坠落时,撞击发出的声响更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新婚不久的蒋玉燕在晒衣服时从四米高的二楼坠落,从此下半身瘫痪。随后的人生就是与自杀缠绕而行的岁月:她曾接连自杀了三次——第一次吃了一瓶安眠药,被救起;第二次在家里开了煤气罐,被救起;第三次费尽全力准备爬窗户跳楼,又被救起……

  60岁的老汉汤道庚卧床3年后,在网上发帖求助自杀的方法,他发白的胡须不停抖动:“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只想快死,但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即使想死,我也是有心无力。

  就像祝江一样,在聚光灯照耀下,高位截瘫患者自杀的悲剧引起我们内心的波澜。但之后呢?他们继续归于沉默,我们目光转向别处。

  对于普通人,自杀是一种艰难的抉择,背后是内心的百转千回、思虑的踌躇不定。对于高位截瘫患者来说,很多时候困扰他们的,只是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中国目前有2800万重度残疾人(无行为能力者),很难说“杀死”他的,是凶手、是自己,还是别的什么。

  36岁的祝江选择死亡时,用两只手夹着铅笔在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传递讯息,寻找帮手,为此他甚至甘心付出全部积蓄七万元钱。

  毫无疑问,肉体的折磨让他们痛不欲生。从上腹部到脚每寸肌肤24小时都在疼痛,整个下身像被水泥灌注了一样僵硬;膀胱、肛门括约肌功能完全丧失,小便需用导尿管排出,大便要用“开塞露”药物帮助排出。

  他们称自己为“不会腐烂的尸体”,除了一动不动地躺在一张张绝望的床上,他们什么也干不了,甚至不能抬起一只手,痛痛快快地杀死自己。

  但相比之下,精神上的病灶却更难被去除。倘若有一天我们突然失去了那些习以为常的能力,我们会怎样呢?我们不再拥有最亲密的身体,唯一可以支配的,只剩内心。

  可是“希望”却吝于展露身脚,内心的折磨在“杀死”他们。

  正常人心理的灰暗可以求助于亲朋和心理医生,高位截瘫患者周围只有护工和机器。如果考验着耐心和财力的家属无法接住坠落的高位截瘫患者,完善的社会机制和健全的法律又能否兜得住?

  一个宽容、友好和运转得力的社会是说服自杀者最好的谈判专家。它能提供科学的心理救助流程、能陪伴在身边给予宽慰和倾听、能让他们看到同病相怜者复健的勇气,而不是接二连三自杀的新闻。

  只是这个“谈判专家”还没尽到职责。在网络上搜索,我们鲜少发现有针对高位截瘫患者心理救助的组织。在欧美,义工成为重度残疾人感受世界的眼睛和耳朵,为他们读报、陪他们聊天。政府和非盈利组织除了为重度残疾人士提供起居用品、康复用品和专用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成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根据重度残疾人士的个人情况,组织专业心理咨询师和义工定期进行心理疏导和精神陪护。

  病魔易治,心魔难除,心理建设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身体的护理。四肢僵硬,心思却活络。无法掌控身体的人和我们一样有情绪、有思想,能感知冷暖,能体验爱、责任、理解、坚持等等词汇。

  只是周围给予他们的阳光太少了。在站立还没有成为一种奢望之前,祝江有着不甘于命运的上进青年的典型特征,舍弃原本安逸的高职教师工作,连续七年报考一所警察学校的研究生,最终成为一位有前途的警官。

  直到一场车祸降临。

  朋友和同事的探望让祝江觉得自己是个弱者,他的父母请求来访者推迟探望时间。一开始来看望得多,后来就少了。

  爸妈不时来看望他,但他总是大声吵闹,每次连一个小时都难留。他在网上评论“最毒父母心”。

  即便在春天,祝江也不愿让护工推他出去晒太阳。

  坚持活下去的人变成传播正能量的励志符号,也有一些则躺在冰冷的社会新闻栏目里,被轻描淡写地叙述着生死。

  就像现在的祝江,歪着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失去意识。所有的尊严连同枯柴一样的肢体密密实实地遮蔽在被子的下面。

  (中国青年报 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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