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参加八七会议写记录 困了在地板上打盹(图)
邓小平所做的“八七会议”记录手稿
《邓小平传(1904-1974)》中叙述了邓小平与武汉的渊源：正是通过1927年武汉“八七会议”，时年23岁的邓小平与毛泽东相识并受到毛泽东的思想影响。现本报刊发其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辗转到武汉任中央秘书
主要任务是管文件
1927年7月初，邓小平辗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随即到中央军委报到。在这里，他见到了在法国分别的周恩来和聂荣臻。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聂荣臻在中央军委工作。经中央军委介绍，邓小平被安排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秘书。
两个多月前，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党只注意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叛变的教训。但是，会议没有能够在当时十分危急的状况下提出如何挽救革命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陈独秀在会上仍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五大以后，陈独秀准备在中央秘书长之下设八大秘书，先任命了刘伯坚、邓小平等，后八大秘书并未任命满，已任命的其他几个人都未到任。这时的中央秘书长是邓中夏。作为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工作任务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作记录和起草一些次要的文件。
邓小平对陈独秀并不感到陌生。十多岁在老家广安上中学时，他就知道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在法国，他读了不少陈独秀的文章。从某种程度上说，陈独秀也是邓小平思想上的领路人之一。邓小平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后，经常参加中央的各种会议，而同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后来他在谈到对陈独秀印象时说，陈独秀搞“一言堂”，主持开会相当简单，有时显得相当武断。他还说到：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是搞家长制的。”“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
这些，应该说是邓小平的亲身感受。
适应地下工作需要
由于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同时，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同中国共产党决裂，随后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刚到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便面对一场严峻的考验。他随党中央机关一会儿从汉口搬到武昌，一会儿又从武昌搬回汉口，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希贤”改为“小平”。
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邓中夏随周恩来等人去了南昌，中央秘书长一职由李维汉兼任。李维汉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邓小平在法国时就知道他的名字，但未见过面。这时的党中央与全国大多数党组织都失去了联系，因此中央机关的工作并不很多。
8月1日，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