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福州(五)丨习书记为福州人民留下宝贵的财富

　　 采访对象：方庆云，1936年1月生，福建闽侯人。1983年12月任长乐县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10月任福州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1988年3月兼任市纪委书记。1993年2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1995年9月任市委正厅级巡视员。1996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6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

　　方庆云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您一直都是班子成员。请您谈谈他初到福州任职时的情况。

　　方庆云：

　　1990年4月22日，这是习书记到福州市就任市委书记的第一天，他还没来得及去办公室，就直接到福州一个消防训练基地观摩消防演示。我当时是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也在演示现场。我就和习书记彼此打了招呼，简单聊了几句。观摩中间，因有突发性事件告知我，我就赶去现场处理了，这就是我和习书记匆匆的第一次见面。

　　第二天上午，召开四套领导班子见面会，习书记和大家见面熟悉一下，有关同志简单介绍了情况。下午，在市委礼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区县及各部门领导都来了，习书记与大家见面并作了讲话，他表示要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共同努力，把福州建设得更好。我正式向习书记汇报工作是在5月10日晚上7点到10点，那天我主要汇报了个人的工作以及我分管各部门的基本情况，让习书记更全面地了解福州政法工作。习书记听得很认真，还时不时有针对性地提一些问题。

　　汇报之后，我说：习书记，您到福州来，我会全力支持、积极配合您做好各项工作。习书记说：“作为省会城市，福州的工作做得好坏，对福建全省都有很大影响。我下决心把福州的工作做好，能够在全省起一个带头的作用，但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具体怎么做，怎么抓，我还要花一点时间搞搞调研，在调研基础上再召开会议，征求大家意见，制定规划。”

　　习书记真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开展工作的，上任之后就下基层搞调研了。他主要带了办公厅的同志一起去，然后根据调研的重点带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比如，到农村调研，就带农村、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工厂调研，就带工业、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习书记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听取领导干部的工作汇报，这样，该地区或部门有什么想法、思路，当前做什么、今后做什么，他就有了一个全盘了解。接下来，习书记会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些工作意见。汇报中符合中央精神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思路、举措，他会支持；值得商榷的或不明晰的设想和规划，他也会指出来请大家注意，并进行研究讨论；工作中有什么困难，面临什么问题，他也鼓励大家尽量都讲出来，然后再研究如何解决。

　　习书记到我分管的纪委、政法部门包括公安局、法院、检察院调研，我都会陪同他。在习书记专门安排时间到纪委调研时，我把当前工作情况、重点工作、新的想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都向他作了汇报。当时纪委的办公空间紧张，只有三四间办公室，工作条件比较差，十几个人挤在一起，连会议室都没有，这个问题拖了很久。有一次，中央纪委的领导来，我们只好把办公桌全拼起来，拼成一个临时的会议室开会。习书记了解情况后，很快就帮助我们解决了办公室问题。

　　在习书记上任之初，调研工作花了他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广泛了解各地各领域情况，悉心听取大家意见，对福州市的了解逐渐加深。同时，他也经常加班加点完成市委的日常工作，有什么请示、汇报，我们随时都可以找他请教。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倡导什么样的工作作风？

　　方庆云：

　　习书记到福州任职后，着手整顿机关工作作风。当时福州市机关存在纪律涣散、办事拖拉等现象，基层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这对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制约和干扰。习书记上任后，针对作风问题开展整顿，直截了当提出问题，要求从上到下各个部门加以重视，解决问题，改变作风，抓好落实，尤其提倡“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习书记亲自督促各层级各部门改变工作作风。如果有做不到“马上就办”的，或做得不到位的，他会要求限期整改。在习书记督促下，机关作风在较短时间内有了比较大的好转，并且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和督促不断加强，逐渐做到了高效、廉洁，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习书记为了促进机关提高办事效率，提高群众办事的便利性，开创了“一栋楼办公”的先河。他在调研中了解到，老百姓或企业办事很不容易，往往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今天去这里盖章，明天去那里办手续，往往是精疲力尽了还没办好、没办完。比如，创业者想要办个公司，基本上要跑遍全城，盖几十个印章。这种情况下，群众办事不但非常不便，而且阻碍重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习书记提出在福州市建一栋办公大楼，让老百姓办事需要接触到的部门都在大楼里面派驻一个窗口，比如农业、卫生、政法、工商、民政等各个部门都有派驻。这样一来，大大方便了群众办事，节约了群众办事时间。在习书记的规划下，市委、市政府还给各部门提出硬性规定。比如，其中有一条：如果群众办事的手续不全，必须一次性告知群众需要补什么，让一次性补清楚，这样群众第二次再来，就能把事办好，避免反复跑路。现在，这个“一栋楼办公”的规模更大了，而且很好继承了以前的传统。

　　在习书记看来，转变机关作风、为群众办实事才是正道，因此他在工作当中注重落实，讲求实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那些为了追求荣誉而搞的“花架子”，他是根本看不上的，自己更是从来不搞。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一年，全国开展省会城市卫生大检查，各个城市都希望能评上先进，福州市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市里就开始为了“应考”而琢磨一些“门道”。比如，检查组会在食品库、粮库等特定范围检查是否有老鼠出没的情况，在窗口等处撒上白色粉末，第二天再来检查有没有老鼠的痕迹。为应付检查，有的单位就找来猫，放在待检的房间里，这样老鼠就不敢出来了，第二天检查之前再把猫拿走。习书记了解情况后说：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弄虚作假。有的卫生条件比较差的饮食业，为了应付检查，采取停业关门的做法，看起来干净利落，检查组走了再开门，这样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这次评不上先进也没有关系，要承认自己有差距，今后努力就是了。习书记还说，我们福州市脏乱差的现象还很多，接下来进一步把基础工作做好，道路、管道一点一点梳理弄清楚。我们还有好多设施跟不上，要继续投资、持续改进。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面子，不是为了先进，而是真正为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他经常提醒大家：“打铁必须自身硬。”那一年，福州虽然没有评上先进，但是习书记实事求是的理念深深影响了我们。接下来，我们把精力用在卫生工作上面，福州的市容和卫生得到持续改善，逐渐形成今天的美丽福州。

　　采访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其实，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请您谈谈他在福州工作期间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

　　方庆云：

　　习书记到福州任职之初，就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他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防患于未然，避免由小错酿成大错。根据习书记的要求，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打招呼”警示制度。针对社会群众举报某些领导干部有不正之风问题但又不具备立案审查条件，我们主动找被举报人谈话，直接向有关人员打招呼，提示有人反映你有不正之风问题，有则主动改正，以后不要再犯了。如果有错不改，继续再犯，构成违纪的，我们就要重点进行查处，该处分的处分，构成犯罪的该法办的法办。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我们既及时对群众举报作出了反应，又及时警示干部、挽救干部，避免给工作造成更大的损失。而且，这样的干部也会纳入我们的视线，无论他将来作风是否变好了，我们都有掌握，组织上心中有数。习书记关心支持纪检部门这个“打招呼”警示制度，这一制度一直运行效果很好，避免了很多干部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当时，中央纪委领导到福州检查工作听取汇报后，也感到这个做法很好，表示肯定和支持。现在中央纪委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谈话提醒、约谈函询，对一般违纪问题、严重违纪问题、严重违纪且涉嫌违法的，再分别依法依纪处理，体现的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干部的严管厚爱。

　　习书记注重对干部的教育。他表示，抓好党风，教育为主，要求党员干部自觉遵纪守法，不要犯错误。遵章守法首先要学章学法、知章知法。针对习书记提出的要求，我们开展了福州纪检工作知识竞赛，把党章、条例、法规等精华的东西整理出来，发到基层，让广大党员学习，在普遍学习的基础上开展党风廉政知识竞赛，取得了良好效果。

　　1991年6月15日，在习书记的关心和指导下，福州办了一个党风廉政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办得很好，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参观。展览会展示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成果，对广大干部是很好的警示教育。习书记亲自参加这个展览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带头遵纪守法，纠正不正之风，不得以权谋私，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党风廉政展览会为期一个多月，还分别到平潭等县市展出，反响很好，参观人数达5万多人次。

　　在查一些具体案件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习书记的大力支持。有时候，案件的调查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点困难，比如处级以上市管干部是重点对象，需要查处的都要专门汇报，习书记都会及时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并对如何做好查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他指出，查处案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法律为准绳，避免出现冤假错案。在查处过程中，遇有困难和阻力，我们都随时向习书记请示汇报，他都会给我们提供支持。同时，他还反复强调：调查必须依法合规，逻辑严密，我们固然不要放过一个坏人，但也千万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一直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疾苦。请您谈谈他关心群众的事例。

　　方庆云：

　　习书记在福州任职期间，处处以人民为中心，开展的各项工作都是以“关注民生”为基础的。比如，抓扶贫工作；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深入基层接访群众、现场办公；提倡“马上就办”；提倡执政为民，多做好事、多办实事；每年元旦春节带领四套班子看望慰问五保户、困难户……这都是他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的具体体现。

　　他亲自抓全市最贫困的永泰县，这个县也是全省23个重点贫困县之一。他经常深入到永泰县的贫困乡村，具体指导开展扶贫工作。根据永泰山区地大、林多、温泉丰富的特点，习书记提出“咬住青山不放松”，以发展旅游业作为重点。永泰县经过多年努力开发，现在已经成为旅游重点县，被国家列为中国首批“天然氧吧县”。永泰县的12万亩林区作为全国首批林业特色小镇，通过科学设计，合理布局，建成设施齐全、基础设施完备、服务功能完善，以提供森林旅游观光、休闲度假、运动养生等为主要特色，成为融合产业、文化、社区功能的创新发展平台。永泰县从习书记制定的发展战略开始，根本改变了贫困县的面貌。

　　在习书记手上，大力推进了提升福州人民居住条件的棚户区改造工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习书记到福州任职之初，就深入街头巷尾、市民家中，了解群众住房情况。在调研中，习书记了解到，福州这个地方，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再加上防洪抗灾条件差，闽江几乎每年都会泛滥，洪水都会涌进街巷。千百年来，群众都在这种条件下生活，因此大部分房屋不能用遇水浸泡就膨胀粉化的砖头建造，只能用木材搭建，而老百姓又没有条件购买好的大块木料，都是用很薄的木板搭建，房子在这种条件下也不能盖得很高，过去福州的房子基本就是一层半的结构。当闽江泛滥的时候，水涌入街道，老百姓就会把门打开，把水放进屋里来，否则薄木板墙承受不住压力会倾倒。等洪水退了，再清理一下地面。福州的木板房每年都经历这样的浸泡，时间久了就东倒西歪，木板之间的缝隙到处都是，不仅漏风，蚊虫进入房间也会畅通无阻。于是许多老百姓就用报纸把里面糊起来，经年累月，一层一层，整个房子都成了纸糊的。所以福州过去也有个外号，叫“纸糊的福州”。习书记到老百姓家中，看到很多家庭住在这样东倒西歪的木板房里，几代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既没有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群众居住的环境破烂不堪，卫生条件很差，祖祖辈辈天天早上倒马桶，生活十分艰苦。习书记经过调查后，认为这是关系到千家万户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大事，一定要帮助老百姓解决住的困难。他多次与城建部门一起开会探讨，提出治理闽江泛滥和棚户区改造两个项目要同时上马。第一，不能让洪水再漫入市区，要解决防洪堤问题。第二，市民要住上像样的房子。

　　首先，习书记决定加高、加固防洪堤，使闽江福州段境内153公里从头到尾形成坚固的钢筋水泥的防洪堤，建成共投资了46亿多元，一举解决了千百年来的泛滥问题，加强了防汛安全，群众再也不怕“水漫金山”了。但涉及棚户区改造，就不是短时间能做好的事了。习书记统筹各方资源，对棚户区分期分批进行改造。当时福州的条件不行，除了不多的高楼、机关单位、“三坊七巷”以及一些地势高的地方之外，几乎都是棚户区，要占到整个福州城的百分之七八十。而当时市里又没有那么多钱一下全都改过来，所以只能根据规划逐步推进。在习书记任上，有大量的棚户区改造完成，政府帮助规划，群众重新建房，一批一批这样改造下来，一座一座条件比较好的房屋建设起来，水、电、下水道、卫生间等配套设施也具备了，居住条件得到巨大改善。在习书记到省里工作以后，福州市还是按照规划一步一步推进，最终福州市的棚户区几乎消失了。这个规划解决了千家万户居住的问题，使绝大多数市民有了好的居住条件。历经了这些年的变迁，福州市旧貌变新颜，群众对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对居住条件的改善非常满意。

　　习书记到福州任职不久，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关心群众疾苦，提出“四个万家”：“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他不仅提出深入基层开展调研的工作方法，还身体力行去做，组织干部去做，不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习书记在调研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群众口碑大大提高，干部们也由此体会到为民做事、为民造福的成就感，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由此，“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理念也就更加深入人心，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一时一事之中形成一个好的作风是容易的，但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就没那么容易了。在习书记领导下，福州的干部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指导思想，以“为民服务”作为工作方法，并且在各个部门、各个层级都强化这个意识，不断推动福州经济社会发展。

　　习书记主持福州工作期间，为了帮助群众解决疾苦和困难，下访制度也有效建立起来。他每年组织人员，亲自带队，到基层去接访，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解决问题，深受群众称赞。一直以来，许多领导干部怕群众上访，上访到自己门前，避而不见，挡回去，上访到北京，派人截访，采取了好多“防访措施”，反而激化了矛盾，让问题越积越多，愈演愈烈。习书记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就这个问题强调指出：领导干部不要怕群众，要关心群众。群众之所以上访，就是因为他们有苦、有难、有问题要解决，他们找到政府，找到领导，是因为相信我们能够秉公办事，能够提供帮助。习书记明确要求，我们不仅要积极接待群众上访，还要制度性“下访”，主动去了解群众的诉求、委屈、愿望，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排忧解难。

　　习书记组织下访，会带各个部门一起参加，经济、政法、土地、民政、教育、卫生等与群众关系密切的部门都派领导跟着下去，每个部门管一摊，接待不同诉求的群众。每次下访之前，为了让群众知道，提前十天发布告示，告诉群众接访的时间、地点，以便让群众做好准备。我每次都跟习书记一起下访，每次安排一天时间，各部门分成不同的组接待群众，部门领导亲自接待群众。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带回来限期解决。如果有的群众要求确实达不到或者不符合政策办不了的，也要跟群众解释清楚，取得群众理解。每次下去接访情况和限期解决落实的结果由信访部门负责督查，并将结果写出报告。

　　在接访过程中，群众反映的有些困难需要解决，但确实不符合当时的政策，习书记就综合考虑，灵活处理，有的则特事特办，尽力帮助群众解决。那个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有的因重男轻女，有的因未婚生育，有的因新生儿有某种缺陷或其他原因，把生出来的孩子扔在公园、路边。社会上有的好心人发现后就把这些被遗弃的孩子捡回来养大。但是这些孩子因为亲生父母身份不明，一直无法上户口，他们长大到了入学年龄就无法接受教育，甚至有的孩子长到20多岁还没有户口，无法工作。按照政策，这些孩子确实是没有办法上户口的，我当时管政法，也跟公安局的同志研究过，结论就是确实不符合当时的政策，没办法办。后来，在接访过程中遇到此类问题，我们直接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说，这种事虽然不符合政策，但还是要特事特办，这些孩子虽然来历不明，但他们都是社会大家庭中一个成员，我们不能轻视他们的生存权、受教育权，他们与养父母已经一起生活多年，家庭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养父母当初收养他们是出于爱心做好事，我们还是应该帮助他们解决户口问题，这样读书工作之类的事情才能随之解决。习书记在福州市工作的6年期间，起码有5000多个这样的孩子解决了户口问题，得以开始正常的生活。此事解决后，有时我碰见他们的养父母和本人，他们都表示说，要感谢习书记当年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不然就永远成为“黑人”了。现在，这些孩子起码都有30多岁了，其中很多人已成家立业，不少已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开展工作历来注重战略规划和整体谋划，请您谈一谈他对福州发展的整体战略构想。

　　方庆云：

　　习书记对福州的工作，既立足现实脚踏实地，又高瞻远瞩有长远谋划。1990年他刚到福州工作时，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没有一来就发号施令，而是先安排一段时间深入基层和有关单位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福州的地理、社会、自然条件，提出了眼光长远的“3820”工程，让福州市的发展从那时起就开始逐步向国际化大都市方向迈进，为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3820”工程是习书记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做出来的。他在工作上从不独断专行，讲求科学方法，作风民主，特别注意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为了广泛征集各方意见，他还牵头专门成立了一个顾问团，这个顾问团邀请省里的、北京的、社会上的、海外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习书记会根据工作需要请顾问团的成员来，请他们对福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城市规划等问题出谋划策。专家学者们也会对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市委、市政府会选择其真知灼见作为决策参考。可以说，习书记成立的顾问团为形成“3820”工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3820”工程的内涵即是制定面向未来3年、8年、20年福州的发展规划，作为全市发展的目标。一般情况下，一个领导任职也就几年时间，是不会考虑一个地区20年后的事情的。但习书记不仅考虑自己主持工作期间如何干的事情，还从福州市长远目标着手来进行全盘统筹考虑。如何实现近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习书记都提出了很多具体规划和措施。比如，他谋划了发展“海上福州”的思路，采取了“东扩南进”的措施，提出了开发“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战略。在这种战略框架下，福州市总的目标很明确，为实现近期和长期目标所实行的措施也很得力，而且中短期发展与长期发展各有所求，不会产生冲突，也不会顾此失彼。

　　在科学的战略构想下，习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引进外资，从而为福州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基础，打开了良好局面。长期以来，由于福建东南沿海前线的特殊地理位置，国家一直没有在福建沿海投资建设大的工业项目，导致经济基础薄弱。我记得1987年夏季的时候，福州市委在鼓岭专门召开全市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提出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向“100亿冲刺”，当时全市的地方财政收入才4亿多元，根本无钱投入经济建设。1990年，习书记到福州主持工作后，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大力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他还根据福州华侨多、离台湾近的优势，提出要打好“侨牌”和“台牌”。他不辞劳苦，亲自出马，带领有关部门和县区领导赴东南亚考察，广泛接触侨胞、台胞和外商，欢迎他们到福州投资建设。在习书记的努力下，冠捷集团、三菱汽车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企业在1990年至1995年间分别在马尾、福清和闽侯青口落户，加上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建设等项目的先后建成，为福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带头和带动作用，大大改变了福州经济落后的状况。应该说，福州经济就是从那时开始正式起飞的，争取了高速发展的宝贵机遇。到2017年，福州全市生产总值达到7104亿元，是原来的70倍，财政收入达到1005亿元，是原来的250倍。这样的突飞猛进，从根本上改变了福州的历史地位。

　　现在回过头来看，福州2011年的经济规模与习书记当时制定的“3820”工程的目标相差无几，各项指标要么多一点点，要么少一点点，差别非常小，这也可以证明当时规划的科学性。从2011年到2019年这8年多，福州进一步加快了发展步伐，现在的经济规模则是远远超过了2011年。习书记当年就看清了福州的资源、特点、潜力，以及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势，作出了科学规划，让福州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一直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近30年时间里都在他亲自制定的规划中发展，没有走弯路。所以我常说，福州，确实是一个“有福之州”。

　　采访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州是偷私渡现象比较突出的地方，解决偷私渡问题促成了我们与台湾当局的“金门谈判”。作为谈判的亲历者，请您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以及习近平同志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方庆云：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福州的海外华侨很多，与台湾则是一水相连。我在从事政法工作中经常遇到偷私渡案件，像长乐、福清、平潭、连江、马尾的部分家庭都有海外关系，有的在日本，有的在美国，有的在东南亚，有的在台湾地区。偷私渡人员到了国外可以投亲靠友。有了这个便利条件，再加上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出去打工赚钱比国内收入高得多，所以偷私渡现象屡禁不止。那个时候，美、日和东南亚给福建省每年出国定居的名额有限，台湾地区则根本不让大陆人定居。这也是引起偷私渡泛滥的重要原因。还有国外的“蛇头”跑到大陆来引诱招揽偷私渡客，不少人上当受骗。在这种情况下，偷私渡已经形成了灰色产业，相当一段时间难以禁绝。

　　1993年11月23日，我带了5个人到美国考察，学习机场建设经验。当地的侨领就找到我说：现在福州的偷渡现象给我们华侨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你能不能到美国有关部门去，就福建偷渡的情况沟通一下？过了几天，习书记随福建经济考察团恰好也到了美国，我把这个事情向他汇报请示。习书记说，老方，那你就去沟通一下，现在美国方面有些媒体总在说我们福建省的有关部门在有意放开偷渡，造成一些很不好的影响，向他们解释清楚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我就在纽约的使领馆支持下，安排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与美国警方进行了一次沟通，把偷渡原因做了一些解释和说明，得到他们的理解。最后我们商定，双方密切配合，共同采取措施，制止偷渡的发生。美国方面把“蛇头”管好，中国大陆把源头管好，双方共同努力，多做工作，逐步减少偷渡现象。9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经济发展迅速，不但偷渡现象极少发生，还有很多人返回国内投资兴业。

　　还有一件事。1994年国庆节，有个美籍华人女“蛇头”跟着国际观光团混到北京来了，北京方面也不知道情况。后来这个“蛇头”回到福州来，她表面上是个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还参加了福州市的一些活动，但被有关部门发现了。因为她是美籍华人，我们比较慎重，专门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非常重视，指示公安部门采取措施。公安部门对这个“蛇头”依法采取措施，经过审查后遣返回了美国。在美国，这个“蛇头”被判了刑，受到法律制裁。

　　福州与台湾地区同宗同祖，语言相通，生活习惯相同，历史上就有许多人赴台开发，而且金门、马祖过去就分别属于厦门和福州管辖，大陆许多人都有亲友在台湾，由于历史上的人为原因隔绝了联系往来，他们之间欲见心切。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倡两岸三通，来去自由。公告发表后，对台湾和大陆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台湾当局拒不接受，坚持“三不”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就这样，双方隔绝到90年代初，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已经有40多年断绝了联系。与此同时，我们沿海的渔民和台湾的渔民一直在保持联系，台湾海峡上没有界限，渔民们在海上经常在一起，来去自由，甚至接近对岸也是常有的事。这样一来，大陆就经常有人员私渡到台湾地区，有去认亲戚的，有去打工、做小生意的。但是这些人到台湾后被当局发现就抓起来，关进监狱，再集中到一起，用被抓的大陆渔轮遣返回来。由海警押送到大陆附近，他们再返回。

　　1990年7月21日下午，台湾宜兰方面把60多个大陆的私渡人员装在一艘渔轮的鱼舱里面，为防他们逃跑，还在鱼舱上面盖上盖板，用长钉子钉死，送回大陆。由于夏天高温，鱼舱里不透气，渔轮驶到平潭县靠岸以后，打开鱼舱后发现有25个人不幸被闷死了。活着的人恢复体力后都跑了，当地渔民在岸边发现了这艘船和25具尸体。这个时候，他们就向当地边防和平潭县报告，平潭县委就向市委报告，当时习书记接到报告后高度重视，一方面马上向省委报告，另一方面指定市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立即赶赴平潭，妥善处理善后工作。为了弄清真相，习书记又决定专门抽调公安、边防20多人组成一个工作组下去调查落实。经过详细调查，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于1990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闽平渔5540号”惨案的真相》。为了有效处置两岸私渡问题，中央决定以红十字组织的名义与台湾地区就遣返问题进行商谈，以避免类似恶性事件再次发生。

　　8月5日下午，我还在平潭调查处理此事，接到市委办公厅通知说：“习书记叫你赶紧回福州。”我到福州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了。我赶到习书记办公室说，习书记，我回来了，是不是汇报平潭的事情？习书记说，老方，先不忙汇报，你明天要去金门参加谈判。北京已经来人了，你去了金门，一定要实事求是，把握好原则，严格按照中央的精神办，我们谈判的过程不能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表述。双方要共同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妥善解决私渡问题。双方只谈今后的遣返怎么做，不谈过去的事情。关于协议，你要把握好分寸，谈得来就谈，谈不来的就不谈，有不一致的地方追求一致，但实在达不到共识就算了。总之，对台无小事，你们去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具体什么时间去，明天你到省台办会安排。你先回家休息吧，要做好保密工作。

　　这项任务密级很高，在福州市当时只有习书记、市长和我三个人知道。8月6日，我到省台办后，省台办领导说，你明天就去厦门，北京来的三位同志已经到厦门了。你身上什么都不要带，只带自己的洗漱用品就行了。7号，我们因台风又耽搁了几天。11号，天气转好，早上我们从厦门东渡码头出发，到了海上，台湾方面来接，我们一行人于10点到达金门。谈判过程中，双方就私渡遣返问题进行了商谈，重点是就遣返对象、遣返工具、具体做法等细节达成一致。最后协议由台湾方面拟定，我们进行修改补充。我们在审阅过程中发现几个具体问题，与他们进行了再协商。

　　第一个问题是协议书上对遣返对象的描述。台湾拟文是：违反双方有关部门规定入境的居民。我们觉得“入境”一词不妥，类似于两个国家的描述。于是我们改成了“进入对方地区”的描述，台湾方面表示同意。

　　第二个问题是谈判的落款名称问题。如果双方都用全称表述，就会出现“两个中国”的描述，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后来经过商定，双方都以两岸红十字组织的名义，只写双方代表的名字。

　　第三个有争议的，是用什么工具遣返。台湾方面的意见是，什么船来就什么船回去。我们认为，这种渔船的船舱本身就是装鱼的，人多了在上面不安全，更不能装在鱼舱里。台湾方面认为有道理，确实不能这样运了。于是我们提出用登陆艇去接比较安全。对方说，登陆艇是武器，到台湾这边来无法接受。我们说明，登陆艇是退役的，经过改装后专门用于运输人员。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了一致。

　　还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落款时间。我们提议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但台湾方面不同意。他们说，前面的争议我们都妥协了，这个问题还请你们照顾一下，台湾历来用中华民国纪年。我们后来想了一个变通的方法：他们写中华民国纪年，我们写公元纪年。最后我们写的是“九〇。九.十二”，台湾方面写的是“七九。九.十二”。

　　最后，这个协议顺利签署，我们接下来又就接收遣返的地点等细节进行商议，也顺利达成了一致。

　　9月13日回到福州后，我立即把谈判过程向习书记作了详细汇报，习书记很满意。他说，你后面要继续做好协议的落实，把遣返工作的细节做好，保证遣返人员能平平安安回家，使他们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这也是有利于两岸安定稳定的基础。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我会继续支持你们。后来，习书记还就这项工作专门安排了一场常委会，听取我的详细汇报。这件事不仅为保障私渡人员的生命安全做了一件大好事，也为促进两岸的和平稳定、推动“三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这就是两岸关系中的大事件——签署“金门协议”。中央电视台4套《国家记忆》栏目还特别报道过这件事。

　　这件事，习书记一直记忆犹新。20年后的2010年9月4日，习书记来到福州视察时，专门安排接见当时的市委常委班子成员。那时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和我们一起开座谈会的时候，习书记提起的第一件事就是1990年的“金门协议”。他说，我在福州工作6年，现在虽然离开了，但是对福州很多事都记得很牢。1990年的“金门协议”，我让老方参与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从此打破了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僵局，为改善两岸关系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也成为后面实现“三通”的起点。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部署了“闽海行动”，大大加强了沿海管防工作，有力维护了福州的海上治安。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方庆云：

　　福州市地处东南沿海，全市12个县(市、区)中，罗源、连江、马尾、长乐、福清、平潭都属于沿海，海岸线长达1137公里。海事纠纷、海上抢劫、贩卖情报、非法偷私渡、海上走私等经常发生，海上斗争十分复杂。改革开放初期，长乐、平潭的走私泛滥一时，大宗的走私物品有香烟、电视机、录像机、手表以及汽车、汽油、家用电器等，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

　　1990年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后，非常重视福州沿海的管防工作，经常强调“海上无小事”。为了加强领导，专门成立福州市海防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和办公厅、政法委、公安、边防、海关等有关部门领导组成，下设办公室(挂海防办、打击办两个牌子)。1991年4月25日至26日，市里召开沿海管防工作综合治理部署大会，习书记亲自进行部署，决定从5月份开始，在全市组织开展“综合治理月”活动，以沿海管防工作为主线，实施以打击走私贩私、偷私渡、资敌参特、海上抢劫和“黄、毒、丑”专项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闽海行动”。他明确指出，“闽海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促进管防工作成果，落实沿海管理措施，坚持“打防管建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坚决打击和制止走私贩私、海上抢劫等犯罪活动，维护沿海地区社会治安稳定，改善海峡两岸关系。

　　习书记强调，沿海地区领导要采取非常措施、非常办法，真抓实干，抓好社会治安和沿海管防工作，要在上半年初见成效，年底大见成效。要精心组织，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教育等各种手段，实行打击、取缔、整顿、管理、防患、建设等多管齐下，真正做到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全社会参与“群防、群治”的大局面、大行动、大斗争。他还亲自与沿海6个县(市、区)党委书记签订“加强沿海防管工作责任状”。

　　为了加快“闽海行动”的开展，他以“马上就办”的作风，雷厉风行，带领有关部门深入平潭、福清、连江等地检查指导。1991年5月、6月、7月3个月时间里，全市组织1592个行动小组，参与18000多人(次)，出动船只274次，清查重点地区部位和重点对象7865个，重点船只6952艘，查出各种违法犯罪对象3201名(其中偷私渡“蛇头”98人、偷私渡人员259名、走私分子89人、海上抢劫126人、卖淫嫖娼271人)，收审495人，治安处罚1252人，刑事处理859件(其中重点案件259件)，缴获各类枪支29支，凶器404件，摩托艇28艘，对讲机127台。到1991年底，共查处走私贩私案件4583件，价值达1.18亿元。

　　在取得初步成效基础上，习书记1991年10月14日专门到平潭县检查指导工作，提出五点意见：一要进一步提高对沿海管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与沿海管防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三要继续加强对海上犯罪的打击；四要根据本地实际把经济抓上去，改变贫困面貌；五要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由于福州沿海管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得到上级充分肯定，全国沿海管防工作在福建召开。1992年6月17日，福建省委、省政府专门发出明传电报《关于做好迎接全国海防管理工作座谈会准备工作的通知》，习书记在电报上作出批示，要求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并强调要继续打击偷私渡、走私贩私，7月8月各布置一次，加强指导、检查、督促。

　　经过开展“闽海行动”，连续狠抓海上管防和综合治理后，福州偷私渡和走私贩私、海上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减少，海上治安趋于稳定。

　　采访组：

　　长乐国际机场是全国首座完全由地方投资的大型现代化国际机场。这座机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能够顺利上马，离不开习近平同志超前的战略思维以及他付出的努力。请您讲讲这座机场是如何诞生的。

　　方庆云：

　　福州虽然是省会城市，但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没有民用机场。原来的义序机场是军队的小机场，军民共用，规模很小，每年吞吐量只140万人次，没有国际航班，没有盲降设备，遇到恶劣气候无法飞行，大型飞机无法起降。1990年，习书记到福州市工作后，认为福州空港交通问题是直接影响对外开放的屏障，外商外资进不来，国内物资出不去，人员往来不方便。他经过周密思考，下决心解决机场问题，并于1991年初提出建设福州现代化大型机场的思路。他的这个想法得到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福州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随即先后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提出福州新建国际机场的要求。但得到的答案是，目前国家没有安排在福州投资机场建设的项目。习书记知道这个事情后说，机场问题关系大局，等待国家安排，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要自力更生建机场，采取地方投资的办法。于是，以“马上就办”精神，在1991年8月正式提出由地方筹资建设新机场的立项报告。这个方案得到国家民航局和国家计委的支持，于1992年6月3日获得批准，当即着手成立筹备小组(指挥部)，迅速开展筹备工作，很快于1993年元旦在长乐漳港工地举行开工奠基仪式。经过4年多努力，于1997年6月23日正式通航。长乐国际机场从构想、策划到机构建立、班子人选再到设计规划、资金筹措、开工兴建等等，都是习书记亲自决策把关。按照他提出年吞吐量650万人次的规模，参照新加坡樟宜现代化机场的设备，保证机场使用20年不落后。

　　这座大型现代化国际机场的建成，凝聚着习书记的心血。一开始他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先后到福清、闽侯等地选址，最后确定在长乐漳港。因为这个地方在海边，不仅净空条件好，而且有发展空间，可以延续建设，还可以填海造地。在建设过程中，他经常关心过问工程进展情况，多次深入工地实地考察，帮助解决难题。例如，在建设候机楼的设计中地下夹空层原设计是填方处理，在向他汇报时曾提出是否不用填方，作为地下室利用，可以用于安装设备、仓储等。他同意了。这样地下层多出6万多平方米的空间，不仅节省了填方的大批人力物力和时间，按照现行的价格计算就有6亿多元的经济价值。长乐国际机场第一期共投资人民币32亿多元，建成4E级大型现代化国际机场，候机楼建筑面积达13.2万平方米(现已增加到21.4万平方米)，航空货栈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停机坪36万平方米，跑道长3600米，可起降B747—400型等大型飞机。当时有些人还不理解，认为规模太大了，但到2018年机场建设20年的时候，客流量已超过1240万人次，大大超过了原来设计的容量，已经不够用了。经过扩建现已增加到2300万人次。到2017年，已有34家航空公司进入长乐国际机场运行，开辟国内外航线103条，通航75个城市，先后开通了纽约、东京、大阪、悉尼、曼谷、雅加达等12个国际航班及香港、澳门、台北、高雄等航线。

　　大型现代化的长乐国际机场是国内首座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兴建的机场，是中国华东地区重要的航空国际口岸，也是重要的航空客货集散地，被国家民航部门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枢纽机场，从一般机场上升为国家级门户枢纽机场，使之成为机场设施互联互通和打造空中交通走廊的核心节点。它不仅是一项造福福州人民的重大工程，大大推动了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同时也为海峡两岸人民共谋福祉，对实现祖国统一，更好建设“一带一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采访组：

　　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6年，既是上下级，也是好朋友，请您讲讲你们在生活上的交往吧。

　　方庆云：

　　习书记平易近人，来源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博大胸怀。他尊重大家，虚心听取意见建议，作决策讲求科学，从不强加于人。他是领导，我们很尊重他。但平时我们又像朋友、像兄弟，也经常一起谈工作、谈体会、谈生活，有时还组织大家在一起开展文化、体育等有益的活动。习书记曾经谈起他的知青岁月，讲他在黄土高原的历练和成长，讲他自己和群众怎么一起劳动，有不会干的农活，群众怎么手把手教他，让他成为一个合格农民。讲到在正定工作的时候，他经常谈到县委领导班子怎么团结、老同志怎么帮助他、年轻同志怎么配合他，等等。

　　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平时假日和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也非常关心大家。有一年春节，习书记请我们几位同志到他家里做客，他亲自下厨给我们做饭做菜，他炒的菜是北方风味，味道很好，我们一起过了一个祥和的节日，其乐融融。

　　习书记对老干部非常重视、非常关心。他不仅关心老干部的生活，还注意听取老干部的意见。老干部虽然退休了，但因为之前长期在工作岗位上，对各方面工作有一定经验，他们退休以后有更多时间接触社会、接触群众，两者结合起来，就有很多发挥余热的机会。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建立了一个老干部“季谈会”。每个季度请老同志们参会，请他们对当前工作提意见和建议。老同志们畅所欲言，有什么问题尽管讲，讲得对不对、好不好、合适不合适都没关系。该采纳的、能做到的，一样不落，都会做到；有些做不到的，习书记也会耐心解释。这样一来，既推进了工作，大家心情也很舒畅。

　　直到今天，福州市仍然延续着这个优良传统，退休干部“季谈会”还在继续举行，老干部们聚集在一起，市里领导把一个季度工作的情况向大家作个通报，有关部门领导也都参加，老同志反映的意见被记录下来，通过研究，有相当部分意见方法被采纳，落实执行。老干部们在这个制度下持续发挥余热，为福州市的发展贡献力量。

　　1996年，我退休了，也已经成为了“老干部”。这个时候，习书记到省里工作了。从那以后，习书记每年春节都安排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到我家里看望、慰问。2002年，习书记到浙江任职后，每年春节都会给我寄贺年卡，其中凝聚着习书记对老同志的一片深情厚谊。

　　这么多年过去了，回忆往昔，习书记在福州的点点滴滴仍深刻影响着我，也影响着这座城市。他为福州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的魅力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了福州的历史地位和知名度，为福州向国际化大都市目标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