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报2019.12.23：辟疆所记林纾佚事

辟疆所记林纾佚事

杨亿力

    汪国垣，字辟疆，著名学者，大师级人物。他在近代诗歌研究领域也极负盛名。他的《光宣诗坛点将录》《近代诗派与地域》被视为近代诗研究的经典之作。在抗战之前，汪辟疆还有编撰一部近代诗选的宏大计划。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编选工作最终未能完成，仅留有部分准备材料，其中就包括《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一文。文中汇集了诸多当世诗人的掌故、书信、佚诗，也记录了汪氏的评论，是今人了解近代诗坛的重要文献。

    在近代的文学界，林纾更多以古文与翻译闻名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则不甚显耀。不过，汪辟疆似乎对林诗较为看重。他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将其比拟为“地明仙铁笛马麟”，排名六十七位，评价可谓不低。《旁记》中有“清末小说五家”“林琴南佚诗”两则具体谈及林纾的生平、为人、性格、佚诗等。其中许多细节，尚未得到学界充分的重视。

    从“清末小说五家”可知，林、汪之间有一段被人们忽视的师生之谊。汪辟疆于光宣之际（1908年前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林纾此时恰为兼职教员。年轻的汪辟疆首次在教员休息室中见到林纾，见其“御枣红绸皮袍，袖手踱廊下，体格中材，面貌在丰瘦之间”。两人“立谈二十分钟”。林似乎对这位后生“颇加奖励”。此后，汪数度造访林宅。

    在这位青年人看来，林纾是一个善怒之人。他说话“气粗而重”，批评他人时毫不顾及颜面，“责人每至难堪”。不过，他“顾对少年人颇谦退”，对后辈十分温和；又古道热肠，“富有热情，好急人之急”；还嫉恶如仇，“居京师时，嫉恶尤严，见闻有不平，辄愤起。忠恳之诚，发于至情”。最让汪辟疆印象深刻的，是林纾出于至情的任侠与血性。他说：“惟林氏又一不可及处，即语及德宗，每于广坐中痛哭流涕。又待人诚恳，任侠尚气，为一时老辈不能及。”他还认为，这种至性至情还渗入古文创作中，因而有林文“尤善叙悲音，吐凄梗，令人不忍卒读。论者以为血气文章，不关学问也”之论。

    用汪氏的话说，他与林纾的交往仅是“偶为竹林之游”，“始终未尝与论文艺”，又言二人“每语文则不相入”。看来，他们并非完全不谈文艺，而是学术观点上存在较大的歧见。当时，汪氏倾心骈文，推崇唐人吕温、刘禹锡，宋人宋祁，清人汪中、邵齐焘，而林劝导汪师习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古文。汪对此不以为然，当即反驳：“先生译西稗，奈何不学方、姚，而效仿南北史、唐人小说语？”言下之意，既然您如此推崇桐城派散文，为何又以唐传奇的笔法来翻译西方小说？对此，林纾只略作回复：“君不喜方、姚，年少气盛故，他日当思鄙言。”汪依然不服，更言道桐城之中应以鲁一同为第一，曾国藩次之，学方、姚之文不如学其诗。面对汪辟疆的锐意，林纾并未盛言折之，可见先前所谓“顾对少年人颇谦退”所言不虚。

    实际上，两人的争论恰折射出清末文坛扬州学派与桐城派之间的差异。汪中、阮元是扬州学派领军，在文学上主张以骈文为重，宋祁等亦是骈文名家。桐城文人则以方苞、姚鼐等为主力，崇重古文，是清代古文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尽管如此，汪始终对林保持敬意。当有人非议林纾时，汪挺身而抗辩，“林先生自有不可及处，即如君所诋諆，恐力学二十年，尚未能企及”。

    《旁记》还言林纾：“喜博簺，遇局辄负，而嗜之弥笃，至老弗衰。陈宝琛赠诗曰：‘读书博簺等伤性，多文虽富君勿贪。’盖讽之也。”此可参照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五：“畏庐日以译小说得多金，又喜赌麻雀，弢庵因和讽之云：‘读书博簺等伤性，多文虽富君勿贪。’”可知，“博簺”即“赌麻雀”，也就是打麻将。这是林纾日常生活中的一大爱好。只是他意趣甚浓却牌技极差，总是“遇局辄负”且屡败屡战。好在他靠翻译等收入甚多，因而能乐在其中而不能自拔。

    此外，《旁记》其中有二事学界尚未重视，似可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第一，《旁记》言及林纾被革去举人头衔之事：“胶州湾割归德人，纾联公车上书某部堂，请代奏，力争之。某不敢代上，纾语侵之。事闻，革去举人。”这在《点将录》中也提及：“畏庐血性男子，任侠负义。戊戌二月，割胶州。畏庐联公车，与总理衙门堂官争甚力，革去举人。”在崇重科名的年代，革去举人头衔之事定会在士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然而，林纾及其友人皆未提及此事，而传世诗文却有诸多反证。例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林纾的同乡、顺天府尹陈璧具折推荐其出任京师五城学堂教员：“福建举人候选教谕林纾学优品粹，守正不阿，于中外政治学术源流皆能贯彻……”（《遵旨设立中学堂谨将选聘教习开办日期据实奏陈折》）又如，林纾曾致信陈宝琛：“纾又身领乡荐，既为我朝之举人，即当如孙奇逢徵君以军人终其深，不在谋仕民国。计自辛亥已后，凡九度恭谒崇陵……”（《上陈太保书》）再如，晚年的林纾于《七十自寿诗》中回顾一生，同样未提及革去举人之事。若汪氏记载属实，陈璧断不会在奏折中称林纾为举人，林氏也不会以“我朝之举人”自称，在总结人生时也当有所涉及。由此观之，有关林纾被革去功名的记载或有失实之嫌。

    第二，是林纾担任《民约报》主笔一事。林纾曾于辛亥前后，即1911年11月9日至1912年10月避居天津英租界。现有的研究对于林纾这段经历的研究较为简略。据《旁记》所载，林纾此间迫于生计，接受了《民约报》的聘请，以蠡叟为笔名发表文章。汪氏读后，“心颇讶之，以为非林氏莫能为”，在从同学处得到确认后，便作一书以诤之。信中直言，这些文章取媚时俗之论，又喜欢引用各种“新名词”却“往往于文意不相照”，不仅成文仓促、言不由衷，且大有悖于士人立身处世之道。不久，汪氏收到了林纾的回信：“辟疆同学足下：得书愧感，然身适裸国，不能无裸。迁就绳尺，吾亦知耻。奉书后，已作笺辞席矣。谨此奉覆，弟林纾顿首。”该信不见于《畏庐文集》《续集》《三集》，当为佚文。可以看出，两人不仅有师生之谊，更有诤友之义。据汪氏言，林氏的回信作于1912年。同年夏，徐树铮办《平报》，延请林纾为主笔并开设专栏。林便不再撰写时评，转而以自己的笔记和翻译的外文时评代之。这些笔记即后来的《畏庐琐记》。

    不过，林纾为《民约报》主笔一事还有待进一步确证。此时的《民约报》正处于草创阶段。1912年3月22日至4月5日，《民约报》多次在《申报》发布广告宣扬办报主张、公布促销活动并招募销售代理人。但似乎不久之后该报就销声匿迹，因而未产生较大的影响。延揽林纾为主笔，或许是他们的营销手段之一。至于那些被汪氏所不齿的文章，似未见于林纾文集，还有待进一步搜集、整理。（作者单位： 福建工程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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