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参编部赵卓悦：走在新闻的路上，践行73年前的激情
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73年前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我们的老社长穆青。1942年，21岁的穆青来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工作。工作第二天，领导就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去采访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赵占魁。这项任务来头不简单，赵占魁是当时党中央发现的先进人物，毛主席专门指示，要把赵占魁的优点总结出来，树立成标兵。按照咱们今天的说法，穆青面对的是一次重大典型人物报道。
结果穆青在采访中遇到了难题。赵占魁被工友起外号，叫“老实疙瘩”，是一位特别淳朴的劳动者。穆青问他一串问题，赵占魁都回答“我就是干活的，没啥可说的”。面对这种情况，穆青没有放弃，他深刻明白抓住新闻核心要素的道理和技巧。于是，他与赵占魁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生活20天，工作时给赵占魁打下手，晚上跟赵占魁睡在一个屋檐下，零距离对他进行细致的观察。同时，穆青还另辟蹊径，从赵占魁身边的人进行突破，采访了几十个对象，包括赵占魁工厂的厂长、工友、老乡等等。
最终，穆青发表了通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通过题目可以看出来，这篇通讯通过旁观者的语言、身边人的议论，成功刻画出了赵占魁纯朴又坚韧的工人形象。通讯发出后引起了轰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赵占魁运动”。在中国新闻史上，这篇兼具文学素养和新闻技巧的通讯，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73年前的故事呢？首先，赵占魁是我的太爷爷，虽然相隔三代人，没有见过他，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家人讲过新华社老社长采访他的故事，这为我最终从事新闻行业种下了第一颗种子；当然更重要的是，21岁的穆青在这次采访中体现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高超的新闻技巧，对今天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这仍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工作这几年，我参与了几次重大事件报道。我发现，就像穆青当年面对的情况一样，越是面对重大报道，越是考验新闻工作者去伪存真、把握新闻核心要素的能力。
一个月以前，我和许多同事一起，参与了天津港“8·12”危化品爆炸事故报道。去天津之前，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在报道中，重点关注事故现场危化品的情况。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次事故涉及的危化品主要是氰化钠。这是一种剧毒化学物质，轻微接触就可以致人死亡。但是，事故刚发生后，相关情况比较混乱，一时间众说纷纭。真相的缺失，还导致谣言甚嚣尘上。在事故发生头几天，有人说，现场有成千上万吨各种危化品泄露了，有人说，很多化学物质已经飘散在空气里，随着风很快就要飘到北京来。
面对这种舆论环境，我意识到这项报道任务意义重大。但是采访过程却不断受阻。对于危化品的情况，官方并没有回答；涉事企业瑞海公司的电脑、账本都在爆炸中烧毁，高层人员被警方控制，也难以采访到。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起了很多同事、同行的采访经历，想起了穆青采访赵占魁的方法。于是，我和同事从侧面突破，一方面，紧紧跟随防化部队采访，因为他们参与现场危化品处置，掌握第一手情况。另一方面，突破瑞海公司的上下游企业，我们马上联系了一位河北的同事，赶到位于石家庄的一家上游企业调查。
最终，通过多个信源的核实，我们确定了爆炸现场至少存有700吨氰化物的事实。报道发出后第二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官方也终于通报了同样的消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报道对于官方工作是否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我们能知道的是，这篇报道看起来只有一个简单数字，背后却凝聚了多方采访、反复核实的心血。
在这次事故中，危化品有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社会关注度也很高。为了报道准确信息，我和同事持续跟踪了空气、土壤和水的监测情况，我先后四次进入爆炸现场核心区域采访，其中有一次到达距离爆炸原点几十米的地方，因为去得比较急，也没有做防护措施。当时有一位朋友问我，说你们新华社真的掌握这么多监测数据吗？我把我们采访到的一摞材料拿给他看，他很佩服地说，还是你们新华社人多力量大。
但是我想，这并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国家通讯社的每一位采编人员，在重大事件报道中都应该能做到守土有责。 穆青说过，新闻工作者要对党、对人民、对事业有一股激情，有一种拼搏精神。这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只有时刻提醒自己，在每一次报道任务中保有这种精神，才能在崎岖的职业道路上不断前行，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新闻报道。
2014年8月10日，在云南鲁甸地震灾区采访
2015年8月16日，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爆炸事故核心区域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