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食品安全需要社会共治

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在法律规定相对完备的情形下，促进法律的有效实施才是关键。

在加强食品安全的路径上，我们走了一条公权主导的法律实施的道路。食品安全法律的实施过度依赖执法机构，某些情形下，甚至把法律的实施等同于执法机构的执法。面对市场主体较高的违法率，这种做法使执法机构面临巨大的执法压力，在常规执法不足以遏制违法行为的情形下，运动式执法和选择性执法成为法律实施的重要方式。这种以公权主导的法律实践路径，还导致了我国食品安全法在实施中面临和存在较多问题，如较高违法率和较低查处率并存；问题解决与矛盾转移并存等。食品安全法律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绝不是执法机构单方的事。正因如此，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被政府强调。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新增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内容。

在食品安全领域，如何依赖非政府的力量实现社会共治？除了公权机构实施食品安全法律外，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也应该成为不可或缺的实施法律的力量。如市场主体“用脚投票”是一种成本很低而绩效极高的行为，这种来自于市场的非法律惩罚，可以有效实现优胜劣汰，其对法律实施的促进作用无法估量。

又如，民众维权、职业打假、公益诉讼等法律实施的私力救济路径，可以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促使经营者自律。再如，法律实施中的公众参与，可以增加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近年来我国绝大多数地方出台了专门针对食品领域的有奖举报制度，但由于对制度本质以及我国国情缺乏较深入把握，这些制度在奖金设定、保密等方面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这一状况急需改变。

此外，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NGO、媒体等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法实施中具有独特功能，政府应从更广的视野去看待消费者组织等社会组织的工作，给予其充分的支持和更大的生存空间，从而真正通过社会共治促进食品安全法的实施。

(应飞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