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能真正减少暴力行为吗？

最近在世界各地的恐怖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心理学界如何看待暴力行为，如何减少暴力？世界顶级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已进行阐述，就如何减少暴力，在其《社会性动物》中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六大建议: 

假如我们认为减少人们的攻击倾向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那么我们该如何着手去做呢？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去寻找一些简便的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等专家曾建议，我们应当开发一种抗残忍的药品供人们服用,由此而普遍地降低人们的暴力倾向。对解决这类方式的诉求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有些激动人心，但是假如不能让服用者的动机系统完全平静下来，开发这样一种可以降低人们残忍水平的药品便没有任何可能性。化学药品并不能像心理过程那样造就良好的个性。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那种既仁慈和善、热爱和平，又精力充沛、富有创造力且勇敢机智的人，是生理力量和心理力量完美结合的产物，也是遗传能力和习得价值完美结合的产物。很难想象化学药品能够表现得如此完美。而且，对人的行为进行化学控制，带有“奥威尔(Orwellian)噩梦”的特征，我们能够信赖谁去使用这样的方法?    

或许根本不存在简便而又安全的解决方式。但是依据目前所了解的，我们仍然可以对一些复杂而且多少有些风险的可能方式加以思考。    

纯粹的理智    

我敢肯定，人们能够构想出一套逻辑的、合理的论点，来描述攻击的危险以及攻击行为给受害者和攻击者可能带来的痛苦。很显然，绝大多数人都会赞同：战争是人间地狱，街头暴力是令人厌恶的。但是这类论点，无论怎样，或许都不会明显地减少攻击行为。即便人们相信从总体上看攻击是令人厌恶的，但是人们仍然会实施攻击行为，除非他们确信攻击行为对自己是不利的。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观察到，很多人是不能通过理性行为加以说服的：“因为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论证意味着教育，而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另外，由于对攻击的控制问题最早出现在儿童早期，此时个体年龄尚小、不能进行推理，因而逻辑论点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基于这些理由，社会心理学家们已在寻找另外的说服方式。其中许多是针对幼儿设计的，但也适用于成人。    

惩罚    

对一般人而言，减少攻击的一个常见的方式是对它加以惩罚。假如一个人去抢劫、殴打或者杀害他人，最简单的方式是将他投进监狱，或者情节严重将他处死。假如一个小女孩攻击她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同伴，我们可以打她的屁股、对她大声呵斥、剥夺对她的优待，或者让她感到有罪。这样做的假设是，这类惩罚“会给他们一个教训”，使他们在再次做出类似的行为之前会三思而后行，而且所施加的惩罚越严重，所获得的效果越好。但情况并不如此简单。严厉的惩罚被证实在短期内有效，但要谨慎使用，从长期来看它反而会起相反的作用。在现实世界中，对父母和儿童的观察反复证实，父母采用严厉的惩罚很可能会导致孩子极具攻击性，或者导致孩子长大后喜欢采用暴力手段达到个人目标或者政治目标。这些攻击行为通常发生在家庭以外，在那些可以摆脱惩罚的地方。但是，这些自然条件下进行的研究并不能令人信服。它们不能必然证明对攻击行为的惩罚本身会催生攻击性儿童。那些采取了严厉惩罚的父母可能还做了许多其他事情，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可能就是严厉而且富于攻击性的人。因此,这些儿童很可能只是简单地模仿他们父母的攻击行为。    

对攻击性榜样的惩罚    

惩罚的另外一种形式是对另外某个人的惩罚。具体而言，正如有人所主张的，让一个孩子目睹某个攻击性榜样的可悲下场，可能会减少他的攻击行为。对此的理论假定是，目睹了这种情况的人实际上会受到替代性惩罚，因此会使得他的攻击性变弱。也许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公开绞刑和鞭挞就是由持有这种看法的人确立的。它能够起到作用吗？来自现实世界的大量资料并不支持这一理论。例如，根据总统法律执行委员会的说法，死刑的存在和使用并没有降低杀人犯罪率。另外，一些非正式的资料表明，尽管一些攻击性人物最终都受到了惩罚，但是大众传媒往往将他们描绘得非常有吸引力。这种做法很可能会诱使人们对这些暴力人物产生认同。    

来自控制条件下实验的证据，则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更为清晰的画面。在这些实验中，一般让孩子们收看一部有关某个攻击性人物的影片，这个人后来因为进行了攻击行为而得到奖赏或者受到惩罚。稍后,这些孩子得到了可以在类似影片中的环境下去进行攻击的机会。结果，研究者取得了一致的发现，那些从影片中看到攻击者受到惩罚的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攻击行为明显少于那些从影片中看到攻击者受到奖赏的孩子。    

对替代性行为的奖赏    

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得到了研究，那就是当一个孩子进行攻击时，对他(她)不予理睬；而当他(她)做出非攻击行为时加以奖赏。这一策略部分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孩子们(或许成人也会如此)常常将攻击性行为当作引起人们注意的一种手段。对他们来说，宁愿受到惩罚也不愿意被忽视。因此，有悖常理的是，惩罚行为实际上便可能被解释成为一种奖赏——“嗨，你们瞧瞧!只要我去打小弟弟，妈妈就会来注意我。我想我还会这样做。”这一想法被鲍尔·布朗和罗杰斯·爱略特在一所幼儿园里所做的实验证实。    

这项研究的确令人鼓舞。期望我们社会的许多儿童在面对人际冲突和挫折条件时，自发地去选择积极的解决方法而不是攻击性手段，是极为天真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和詹姆斯·邦德式的英雄，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偶像。无论是扮演复仇的牛仔、都市警察、拳击手、终结者，还是扮演采用一种奇妙无比、引人入胜的方式进行谋杀的温文尔雅的秘密特工，这些银幕上的英雄都公开地或含蓄地向孩子们展示了社会的价值取向以及他们个人的追求与向往。    

非攻击性榜样的作用    

约束攻击性行为的一种重要方法，是清楚地表明这种行为是不适当的。而最为有效的指导来自社会，即让人们看到在同样的条件下其他人会自我克制、不去攻击。例如，在罗伯特·巴伦和理查德·凯普纳所做的一项实验中，被试们遭到了某个人的侮辱，随后让他们看到这个人受到来自另外一个人电击的场面。所发出的电击或强或弱。另外还有一个控制组，该组被试没有看到有人实施电击的场面。随后，被试们得到了向侮辱自己的人发出电击的机会。与控制组相比，那些先前看到实施强电击的被试发出的电击也较强，而那些先前看到实施弱电击的被试发出的电击也较弱。这个例子是不是看上去很熟悉呢？读者会很容易发现，就像其他任何行为一样，攻击行为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从众行为。具体说来，在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境中，人们会通过观察他人来确定什么样的行为是适当的。假如你和你的朋友受到了挫折或者被激怒，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向那个惹恼你们的人扔雪球，便会增加你向这个人扔雪球的可能性；假如人们只是大声斥责，便会增加你大声斥责的可能性；假如你周围的人都用棍棒挥向那个惹恼你们的人的头部，便会增加你操起棍棒挥向他头部的可能性。    

建立对他人的移情    

想象一下下面的情境：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前，汽车排起了一条长龙。绿灯亮了。排在最前面那辆车的司机迟疑了15秒钟。这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肯定是喇叭声大作。这不只是为提醒那位司机交通灯已变换而响起的低沉喇叭声，而且是一群受到挫折的人为发泄心中的愤怒而按响的长长的、持续不断的刺耳喇叭声。事实上，一项控制条件的实验发现，在这类情境下，大约90％的排在第二的司机会以一种攻击性的方式按响喇叭。作为同一项实验的一部分，一个行人在红灯亮着的时候从第一辆车和第二辆车中间过马路，当他恰好走在十字路口时绿灯亮了，这时排在第二的司机中几乎仍有90％的人会按喇叭。但假如这个行人拄着拐杖，情况又会如何呢？显然，看到一个拄着拐杖的人会唤起一种移情性反应。由于移情所唤起的感受战胜了攻击的欲望，按响喇叭的人的比例大大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