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中国经济：不要再幻想过去10%以上高速增长

　　——访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

　　时间来到七月，2014年中国经济“上半场”的成绩大局已定。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呈现哪些特点？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和改革攻坚“三期”交汇特殊阶段的中国经济，将如何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带着这些问题，半月谈记者采访了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

　　记者：上半年中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范剑平：对于今年以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很多分析认为是因为中国到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和改革攻坚“三期”叠加的阶段。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短期波动是由需求，也就是投资、消费、外贸波动引起的。

　　外贸方面，工业企业出口产品交货值前5个月累计增长4.9%，增幅和去年同期大体相当，说明外贸不是引起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因素。消费的情况也比较平稳，前5个月12.1%的增幅与百姓收入水平基本相符。消费主要是结构变化，如前5个月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增长53.2%，让实体商店的日子很不好过。

　　三大需求中变化最明显的是投资。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房地产约占23%，基础建设投资约占25%，其余是一、二、三产业的产能投资。产能投资增幅与去年相比变化不大，基建投资今年1至5月也有25%的增长。因此，今年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相关产业调整所带来的影响。

　　记者：您怎么看当前房地产行业的调整？楼市会不会出现崩盘？

　　范剑平：我认为房地产行业现在调整是好事，中国经济早晚要过这一关，调整越晚风险越大。前几年房地产市场属于过热，吸收了过多社会资本。在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的关键时刻，资金却跑了，不愿意进行技术研发投入，这对经济发展后劲非常不利。

　　至于房地产调整会不会引发崩盘，我认为不必有这个担心。所谓房地产崩盘，是销量和价格都长时间下跌，换句话说，就是无论怎么降价都没人买房。日本、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出现过这种情况，但都是在人口城镇化率超过70%以后；而中国去年的城镇化率只有53%，仍然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对住房的刚需巨大，从这一方面讲，崩盘的可能性很小。

　　另一方面，从当前房地产调整幅度来看，实际上也是非常有限的。虽然当前出现了土地购置面积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负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的情况，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去年同期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造成的，相对于2012年，今年各项数据还是有大幅增长。所以我总的判断是，这一轮房地产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但时间可能较长，会持续两三年左右。

　　记者：如果房地产需要两到三年时间调整，那么中国经济能不能顶住这种压力？

　　范剑平：我认为没问题。所谓压力，首先是就业。房地产产业链长、涉及面广，因此就业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但这不会改变目前劳动力供求平衡、局部供不应求的基本形势。

　　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7.4%，新增就业岗位344万个，按照这一速度，今年新增就业岗位有望达到1300万个，远远超过年度目标。我们看到，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比重上升，相同增速下吸纳的就业更多，所以就业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其次，房地产调整不会引发金融危机。我国房地产贷款没有证券化，金融衍生品很少，房价一定程度的变化不会引发连锁反应。另外，我国银行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只占总贷款的38%，而且由于银行的强势地位，土地和房屋抵押在银行时估价往往较低，这也无形中降低了银行的风险。

　　第三，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很高的储蓄率，也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可以通过加大保障房、地下管网等其他领域的投资，弥补房地产投资下滑带来的影响。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如何把握其重点和特点？

　　范剑平：今年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真正把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结合起来。首先，把稳增长与促改革相结合，比如政府放松管制，取消和下放审批权，为企业减负减税等。其次，把稳增长与调结构相结合。

　　虽然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政府执行节能减排、推动淘汰落后产能毫不含糊，河北、山东、内蒙古等省区都是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滑；同时政府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鼓励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支持生产型服务业发展等。

　　三是把稳增长与惠民生相结合，比如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等。未来我国还可能成立住房银行，由中央统一为保障房建设搭建融资平台，让保障房建设不再受土地出让金变化的影响。

　　记者：这一轮稳增长举措也涉及很多投资项目，如何避免以往各地投资一哄而上带来的不良效果？

　　范剑平：投资需要注意的是选准方向。这一次政府主要集中对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和民生领域进行投资，而不是产能投资。从中央到地方，也比较注意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直接干预具体项目的建设。同时，借助反腐的高压，投资的跑冒滴漏也会少很多。

　　更重要的是，此前地方政府之所以一哄而上搞投资，是因为其预算软约束的制度性问题没解决。地方政府拿银行的钱去投资，做好了是政绩，失败了也没有相应惩罚。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永远都处于投资饥渴、资金饥渴的状态。

　　这一问题必须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来解决，现在已经开始试点地方债自发自还，预算法也在修改，未来应该更加规范，明确地方政府债务谁借的谁负责，而且是终身负责。地方政府不乱借钱，投资的效果和方向也就有了保障。

　　记者：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怎么理解新常态？

　　范剑平：我的理解就是，不要再幻想过去10%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了。我国从1978年到2007年，经历了整整30年的高速增长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始换挡，进入7%到8%的中高速经济增长阶段。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经济增速由经济结构决定。从需求结构讲，投资主导型国家经济增速一定比消费主导型国家快。虽然到2020年前，我国的高储蓄率能确保我国仍然是一个投资主导型国家，但毕竟已进入一个过渡阶段。从产业结构看，制造业为主的国家经济增速一定高于服务业为主的国家。

　　目前，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生存困境加大，但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发展很不平衡，所以制造业可以转移到中西部，仍然留在国内。未来十到二十年，我国将同时是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这决定了我国经济一定程度内的降速，同时又能保持在中高速挡位。

　　除了增速之外，新常态也意味着更多新变化。比如过去所有行业都是正增长，而进入一个新阶段之后，我相信有些行业会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我们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同时政策上也要跟上这种变化。(半月谈 记者 高远至 郑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