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返乡笔记”引关注 望在远方做事改变故乡
■ 对话动机
春节期间，一则题为《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的文章(以下简称返乡笔记)在网络上迅速蹿红。读过文章，有人被戳中乡愁，生出无限共鸣，有人觉得字里行间满是“文青的矫情”。新京报记者对话作者王磊光，解析文章爆红背后一名乡村青年对故乡的爱与忧愁。
王磊光，80后，湖北罗田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在读博士。
解剖乡土中国的一个样本，才发现多了物质，少了精神。自给自足、守望相助的乡村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农民不再种地，而是在城市讨生活，中国农村的凋零已是不争的事实。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小山村？
网友@疑似学者评《返乡笔记》
走红
文章还有未尽之语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写这篇文章？
王磊光：这是2月1日我参加一个论坛的演讲稿。因为每次回家过年都有意把一些见闻记录下来，这次算是有个梳理。“返乡笔记”应该是数次的总结。
新京报：对于后来文章的火爆没有想到？
王磊光：完全没有。演讲后，有媒体的公号负责人联系我导师，问能不能转载这个文章。没多久阅读量就100000+了。
新京报：之前接受采访时你将文章走红网络归因于媒体，现在看来，有更深层的原因吗？
王磊光：媒体肯定是一方面。细想的话，受关注一个因为是时机，正好赶上春节，成千上万人返乡，不能回的也“每逢佳节倍思亲”。另外咱们国家有9亿农民，从这个群体中走出的人也很关注农村话题。
新京报：有种声音说，文章走红是农村知识青年开始掌握话语权的一个表现？
王磊光：“掌握话语权”的说法太夸张，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话语权从来不是由农村知识青年掌握。但与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沉默相比，这个群体开始发声了，这是个好事。
新京报：整个文章有什么未尽之语吗，有哪些遗憾？
王磊光：写文章时我就特别想说农村50岁以上的这辈人。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和国家最缺乏联系的一群人，农村的老人越来越多，养老体系的建设还不完善。这是我最忧心的，时间关系，这部分没写，是个遗憾。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王磊光《返乡笔记》
初衷
希望城市人了解乡村现状
新京报：文章发表后有赞有弹，怎么看待引起的争议？
王磊光：每个人看待故乡的视角不同，谁都有发表见解的权利，有争议很正常。
新京报：有人撰文反驳文中观点，哪些观点会让你觉得受到了误解？
王磊光：文中我提到了“知识的无力感”，但是有人就把概念置换成“读书无用论”来批判，读书无用论本身的概念是能不能为自己带来利益，类似就业或者直接创造财富。而我的无力感来自能不能改变家乡，这个标准给混淆了。对于文中引起争议的部分语句，只是客观叙述，并没有价值判断在里面。
新京报：不考虑后来的传播，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什么？
王磊光：当时做这个演讲是在上海，听众是关注农村建设问题的人士。想法很简单，让人们了解乡村现状。
新京报：你觉得写作目的达到了吗？
王磊光：从覆盖面和讨论热度来讲，大大超过预期了。
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王磊光《返乡笔记》
纠结
物质衡量一切是种悲哀
新京报：在你眼里故乡是什么，故乡人眼中，你又是什么形象？
王磊光：我不太希望外界关注我本人，还是更多关注乡村吧，这个问题还是不答了吧。只能说现在大学生越来越多，他们也是乡村的一部分，他们也必须接受乡村标准的评判，不过这个过程不会太长，也就是春节这几天。
新京报：这个评价标准是什么？
王磊光：很悲哀，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衡量一切的时代。这个标准在农村更胜，农村盖房子买车娶媳妇。人们想过好生活的意愿无可厚非，但为此攀比或委屈自身，不值得。
新京报：你在接受这种评判时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
王磊光：谈不上应对，只是去接受村里人对你的指点和评价，这个很难改变。回到家乡，除了必要的亲戚往来，我一般是在家读书、看电视，跟村里的人谈不上很深的交流。
新京报：你在文中提到，农村社会多靠老辈人维系情感，有一天老辈人不在了，这种联系也将不复存在。
王磊光：人情淡薄是乡村生活的悲哀所在。人们忙着奔日子，无暇经营人情。春节回乡也多是走走过场，过往那种特别紧密的联系是没有的。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王磊光《返乡笔记》
乡愁
“愁”更多是对故乡命运的忧虑
新京报：说到乡愁，一个事实是打工和离开乡村的确带来了更好的生活，所以有人说，乡愁是将原来的农村文化理想化，你怎么看？
王磊光：乡愁这种东西本身就带着背井离乡的人对故乡的眷念，其中有感性或诗意的表达，但从学术的角度，我没有回避过家乡出现的任何问题。在我们的时代，这个“愁”里美化只是很少的部分，更多是对故乡命运真正的忧虑。
新京报：“近乡情更怯”是文章本来的题目，让你感到“怯”的根源是什么？
王磊光：其实有很多种情感在里面。比如回到家乡，发现父亲一下子变老了。或者寨子里某个从小看我长大的长辈说没就没了。有的人即使春节子女也不回乡，好多空的房子，没有人管的老人和孩子，心里会难受。也会想，生于斯长于斯，根本没为家乡做过什么。惊愕、愧疚、遗憾、无奈。“怯”字挺好，所有情绪都在里面了。
新京报：有人调侃，“文人”的故乡和普通人的故乡是两种模样，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王磊光：古代文人念及家乡多是诗意和情思，但现在这个年代物质衡量一切，城市便利、富有，农村偏僻、贫穷，标准是单一的。这不是个对错问题，时代背景不一样。
新京报：知识青年看待故乡会不会比常人多上一层乡愁？
王磊光：我不觉得这个时代的知识青年和普通青年看待故乡有什么不同。网上有人调侃“乡愁”，说这是矫情。但我认为对更多人来说，这里没什么刻意美化，故乡联结着亲情和过往生活的记忆，乡愁是一种客观存在。
新京报：会经常跟城市中的朋友们聊起故乡吗？通常如何描述？
王磊光：除了跟导师、同学学术上的探讨，跟城市的朋友们说起家乡我更多的是赞美。我的家乡地处大别山风景最秀美的一带，我们那个村子是桐花开得最漂亮的地方。我都会这么介绍。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很多事情却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王磊光《返乡笔记》
未来
农村不该在城市裹挟下发生变化
新京报：有种观点是，未来农村社会的社会关系会彻底崩盘，你认同吗？
王磊光：我不认同。整个20世纪，农村的全部历史就是苦难。但之后农村社会的关系还是慢慢重建起来，然后又是现在的崩坏期。我觉得这是发展的必然，未来乡村必然会经历阵痛和重构，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展现出另外的面貌。
新京报：在你看来这种新的社会关系会是什么样的？
王磊光：小有所养，老有所依。人与人相互信任，联系更紧密。农村能以自身环境或资源方面的吸引力，让人们真正愿意留下。
新京报：你是乐观派？看文章感觉你属于悲观的。
王磊光：乐观是对未来，悲观是觉得现在看来，所有的问题还是无解的，让人迷茫的。我们这代人可能看不到未来乡村变好的那天了(笑)。
新京报：在很多人看来，城镇化是一个趋势，农村凋敝并伴随着农村文明的衰退是必然的，你怎么看？
王磊光：短期看来，这种必然性是成立的。但长远看，必然会有新生的农村文明出现。
新京报：其实最近几年关于农村的建设，政府和民间的尝试都有不少，你觉得乡村建设的可用路径有哪些？
王磊光：我很关心这方面的话题，也知道政府和民间组织这几年在乡村建设上有一些努力，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些致力于改变乡村的民间组织甚至遭遇合法与否的困境。
我的导师王晓明教授曾说，未来乡村建设的主战场不只在乡村，也在城市。我觉得建设乡村肯定是政府和民间力量的联合。
农村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是在城市的裹挟下发生变化。农村应该自己成为主体，这样才有发展的原动力。
新京报：文章开头你提到“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你觉得自己的未来是属于故乡，还是属于远方？
王磊光：我的未来肯定免不了在故乡和远方穿梭，候鸟式的。如果说希望，我希望未来的我是在远方做着为改变故乡而努力的事。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