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马上就办　真抓实干

　　今年以来，在福建省城福州，从党政机关办公点到对外服务各窗口，包括医院、派出所、便民场所等，都能看到“马上就办 真抓实干”的醒目标语。就连一些商业银行、民营企业，也在自家门厅厂房前的数字屏，自发滚动播放这几个字。有人说，此举反映了福州人渴求加快步伐、干事创业的开放心态，是有道理的。

　　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

　　福州是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实行经济特区的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举措。但前些年，相比其他东南沿海省会城市，福州在经济发展和城市面貌上存在一定距离，留下一些欠账。

　　比如，福州地铁一号线，从2009年底举行动工仪式，到去年初全线试运营，历时之久，以至于几届班子上任，老百姓反映较为集中的就是地铁何时通车。2007年就想落户市中心的宜家家居，两次与福州擦肩而过，时隔10年才于去年签约项目……

　　这其中确有很多实际情况，福州是文化古城，又是“开门见山”的老城，地下文物、土地收储、房屋征迁等有不少困难。敢不敢碰硬，是不是慢作为不作为？生活于此的群众，有意投资的企业，自有评说。

　　近年来，中央赋予福州更加清晰的战略定位。生态文明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五区叠加”为这里迎来难得的发展机会。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如何充分利用国家战略，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2014年，福州出台意见，深入治理效率低、服务差等问题。一市直单位处室分管负责人，在办理即办事项时，没有按规定马上就办，拖延近一月；一市直单位在推进项目建设中工作脱节，致使进度严重滞后……当年前三季度，17家单位89名不作为慢作为干部受到效能问责处理。

　　去年9月中下旬，福州部分涉及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指标出现走势放缓苗头。市里随即派出7个督察组发现查处问题。下半年，各项工作提速增效。鼓楼区有序完成红墙新村及周边旧屋改造等项目签约，台江区大庆河提前1个月交地，为消除黑臭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今年起，福州试行“马上就办 真抓实干”若干规定，剑指干部慢作为甚至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面对这道重要考题，快慢之间，福州做出了选择。

　　最能感受一个城市节奏的，是外商投资者

　　对沿海开放地区来说，最能感受一个城市节奏快慢的，是外商投资者。实行对外开放后，中央扩大地方权限，开始放宽外资项目审批权限。当时，外商要想开厂办企业，少说盖几十个章，有的甚至要一百多个章。负责审批的各部门也不在一起，各种条件、程序、时限、材料，跑几趟都办不下来。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福州就成立了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探索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内外投资项目一起打包，审批、服务、税外收费等35个单位联合办公。如今，这样的“一栋楼”演变成“一个窗口”，“马上就办”进入快车道。福州相继启用行政服务中心、市民服务中心，分别为企业、群众提供全方位服务。前者日均受理3534件，当日办结率90.87%，后者工作日日均受理8155件，双休日日均受理4017件，当日办结率85.69%。时间更多、环节更少、材料更简，已成为标准化精准化要求。

　　“在我们这里，按时完成也是慢。”在服务中心管委会主任张晓容看来，要了解企业的焦虑是什么。有时候推出某项改革，政策制定者以为改了，但不一定改到企业心里去。前不久，部分企业反映，某审批事项，服务中心按照省里规定在法定时限的30%以内办结，但效率还是不够高。向相关窗口工作人员提出要求后，一线普遍表示，实际操作中无法再压缩时间了。

　　这时候，管委会巡检制度发挥了作用。各主要负责人定期抽查台账，了解流程规范、办件时间、服务态度等。1个月后，调来该事项服务窗口台账，发现办结时间大多都在法定时限10%以内。“明明可以更快，为什么还要推脱？”张晓容说，通过一定时间压力测试，福州在市级层面自行缩短多个审批事项办理时限。

　　除了快事快办，面对新问题，能否做到新事新办？近年来，新产业新业态迅猛发展，不少企业提出的诉求此前未曾受理过。福州推出服务审批窗口无否决权机制。工作人员对涉及空白领域、模糊地带的非标准化申请，不能简单说“不行”。要给办事人合理解释引导，并及时上报。该机制建立以来，服务中心收集窗口否决数据超3000条，经分析后，对那些新事项进行规范管理、做到有标准可依。

　　此外，张晓容表示，目前市级以上层面的审批，一些厅局委办之间的信息系统还没有打通，数据无法共享。本可以在窗口实现网上快速审核，但企业还是要重复提交各种纸质证明材料。建议加快推动电子政务等数字化信息化建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马上就办，办要办好与按规矩办有何不同

　　开放就活，活了才有生机。但现实中，灵活举措也遇到了新情况。一些干部积极联系基层，在现场办公会、接待来访时，直面企业切身问题，当即协调有关部门限期办妥。但事后有类似诉求的企业，都上门来找，一些干部就犯难了。

　　福州软件园是福建规模较大的产业园区，很多计算机从业人员都是从外地或海外过来创业投资。一些高技术人才在当地没什么“人脉”，子女上学成了烦心事。“前些年，一个企业技术高管实在没辙，竟然拿着现金直接找园区主要负责人，希望解决就学困难。”管委会主任陈晖回忆。为了更好留住人才，急企业之所急，软件园与福州市重点小学钱塘小学合作，设立了软件园教学点，有效解决了就近上学问题。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可提高工作效能。但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甚至是无人区，如何做到按规矩办、办要办好？建立健全有效制度和长效机制，方为正途。

　　当年，选择开放一批沿海港口城市，是因为这些地方工业比较发达，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比较高。兴办各类新区、开发区、产业园区等，也就成为更好利用外国资金、知识和市场的重要平台。

　　1985年，国家在福州马尾区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14年，福建自贸区设立，包括福州等片区。2015年，福州新区成为全国第十四个国家级新区。从早期在开发区内享受产品出口、税收等优惠政策，到如今探索先放行后改单作业模式、“多规合一”信息联通平台……一系列投资和贸易便利化试点，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成为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得到及时推广。

　　“一些企业或企业负责人办事无门，或者遭遇‘玻璃门’‘旋转门’。我们要有为企业服务的便利化思维、创新思维，但更要有法治思维。”福州自贸片区管委会副主任梁勇认为，一些受欢迎的办法，或者高效的试点经验，要积极争取在法律法规等层面予以明确。

　　福州新区管委会规划局局长林鲤晟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吸收更多外资加快发展，不少地区在招商引资方面，都喊出打造“政策洼地”的口号。“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现在很多企业并不需要你提供各种各样的短期政策，而是看是否有可靠的长效机制，要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创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