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坚守"马上办":干部历练硬作风 群众不跑冤枉路
坚持“马上就办”的理念，关键是解决好“审批难”，而“审批难”的实质，是“权力约束难”。围绕“约束”二字，福州探索不断。
精简 权力使用规范化
今年3月19日，胪雷小学总务长张志峰愁眉苦脸地来到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想续审他们学校的选址规划。规划是两年前开出的，有效期只有1年，学校之前没申请延期，若重来一遍，至少需要两年。
“从技术层面一起想办法。”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主任朱训志，把规划和发改两家单位召集到一起。发改先给规划发封意见征询，规划再给发改回封规划确认，彼此皆可备案，程序节省大半。
“上个月，中心审批一项央企在福州的百亿投资项目，只用了一天时间。不是我胆大越权，而是市里把权力下放给了我们。”朱训志说，自2012年底新的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以来，福州累计取消、调整、合并行政审批217项，下放行政事权117项。市级除涉密单位外，全部进驻中心窗口办公，中心担负的审批事项占全市总量的83%。
今年，福州还实行“案例制度”——除了标准流程，还有案例流程。以具体案例指导特事特办。胪雷小学就是中心目前已积累出的10余个案例之一。
没有制度的约束，精简之后还有可能反弹。对此，福州加大行政改革力度，将建委、发改等市直“审批大户”，在内部把所有审批部门变为一个审批处，人员、设备全部进驻中心，与原单位脱钩，专门的审批章由窗口人员而非部门领导掌握。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让办事群众少跑“冤枉路”，福州率先将事关审批的各个职能部门集中在“一栋楼”内统一办公。如今“马上就办”从当初的“一栋楼”变为一套完整的制度。2013年，福州行政服务审批中心成为目前全国唯一国家级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今年，福州市民服务中心也将随之建立。市人大准备以立法形式固化下来，政府权力，正逐步被纳入制度和法律的框架之中。
探索 公共服务市场化
2012年，福州市鼓楼区向市场购买道路清洁服务。他们择优引进了3家外地公司，使原来市、区、社区三级城市道路管理变成“一家作业，三级服务”。公司是“分级管理”、政府是“按质付费”，人员减少了、设备不管了，机械化率翻了一番。
政府应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优质服务不能只靠政府。鼓楼区委书记杭东说：“还要从市场中购买”。
鼓楼区请来本地的一家民营企业，把全区69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全部交由这家公司管理运营，政府出资购买助老员服务，服务项目、性质、标准均不变。民政局当“裁判员”，每年对提供服务的社会机构进行考核，评出“十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以奖代补给予奖金。“‘马上就办’是作风考验，‘办就办好’是能力塑造。”杭东说。
公共服务改革的背后，还带来社会经济的变化——外来的保洁公司为当地衍生出众多专业化配套公司；原来规模只有几百会员的民营养老公司，如今仅在鼓楼区就发展4万名新会员。福州市还准备将内河保洁管理、青少年社工服务、无物业社区管理等，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逐一解决。眼下，一个全新的服务产业，正成为鼓楼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成长 干部锤炼在基层
有了硬制度、硬能力，还得要有过硬的干部。20年前，俞萍正陶醉于成为全省首个“亿元村”的村支书，而郑春晓当时连党员还不是，章欢芳还在上小学；20年后，俞萍当了乡镇党委书记，老郑成长为村支书。小章呢，过了30岁，在基层工作，连谈恋爱都没时间。
时间见证的除了星星斑鬓，还有他们在基层历练出的一身“硬功”。
福清市东张镇党委书记俞萍的“硬功”，是让政策落地。作为福清市水源地的东张镇，守着水源却喝不上自来水。什么原因？没钱修管网。想要钱就得报项目、报项目就得套政策。各个部门都有相关的政策，如何把国家各种惠民政策与地方实际衔接在一起？俞萍对政策熟悉，自有主意：东张既是水源地，也是生态保护地，利用市国土局维护生态扶持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政策，先干后补，每年30万，三年后保障补贴到位。
长乐市首占村党支部书记郑春晓的“硬功”，是让矛盾化解。首占村作为城市新区规划地，发展前景不错，但矛盾也不少，最大的问题是近1500座坟地要拆走，动坟那可是动祖宗的事。逐一补偿、新建公墓、村建商铺、配套安置、利益共享……规划得到全体村民一致同意。拆坟时间，按照各家意愿，不管是半夜，还是凌晨，郑春晓和干部们都会在寒风里等待。
后县社区主任章欢芳的“硬功”，是让机会上门。对比乡镇，社区更是没钱没人。章欢芳硬是把它变得“资源”满满。她把社区里有特长、爱公益的老人组织成“爱心巡视队”“老爸义工队”等5支队伍，不少单位举办宣传活动时都会找他们，社区的经费也因此有了着落。
“让人才从基层来、让干部从一线生”。2013年开始，福州每年选派200名机关干部到“基层村镇、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等基层一线接受锤炼。用人机制不断向基层倾斜，全市已有516名市县机关干部完成驻村挂职。“政策与现实之间，会存在一段距离，谁去主动畅通？只有身在一线的基层干部。”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元邦说。(人民日报 赵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