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一家人

19.08.2014  11:55

                                           

                                           

                                            张长庚母亲加入台湾义勇队后,担任医院救护工作。

  张长庚/口述  林小宇/撰文

  张长庚,男,缅甸侨眷,现年77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实验机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自己家以前的事开始感兴趣,有意无意地收集相关的资料,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四处寻找。

  有时,我也在问自己,寻找这些事有什么用?找到了能怎么样?找不到又怎么样……

  欲救台湾  先救祖国

  与父亲在崇安码头告别后,母亲带着还在吃奶的我,护送祖父的棺木一路从闽北漂流到了福州,这一路上就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小船只能白天走,到了夜晚要靠岸停歇,幸好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只不过是付出辛苦和劳累。

  把祖父安葬好后,母亲就一直留在闽侯老家,但她心里一直惦记着远在崇安的父亲,希望战争能早日结束,亲人早日团聚。

  有一天,一位熟人告诉母亲,有个“台湾义勇队”在福州设办事处,这让母亲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因为她在崇安时就知道“台湾义勇队”的事,当时有人到收容所动员大家参加,但因为祖父的反对,父母也就打消了参加义勇队的念头。

  原来台湾义勇队(也称台湾抗日义勇队)是抗战期间由在大陆的台胞组织起来的一个抗日团体。组织者是一位叫李友邦的台胞,早年他一直致力于将台湾从日本统治下解放的活动,但到了抗战时候,他觉得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因此他酝酿组织抗日团体,发动台胞参加祖国抗战。于是他几次往返浙闽两省,把集中在崇安县的台胞分批带到浙江金华参加台湾义勇队。

  母亲没想到台湾义勇队也来到福州秘密招募,这让母亲心生希望,她想如果参加义勇队,可能会有和父亲团聚的机会,因为她知道父亲也很想参加这个组织,于是母亲偷偷地进城找到了办事处报名参加了义勇队。

  父母都成了“台湾义勇队”队员

  报名后,母亲又有点后悔,因为她担心祖母会反对,毕竟自己是一个女人家,家里还有一个才周岁的孩子,如果祖母真反对,那还真是走不了。

  回到闽侯老家,母亲将自己参加义勇队的事告诉了祖母,没想到祖母非常支持,她觉得这至少能有一个出路,而且还能与父亲团聚。于是母亲带着办事处给她的联络徽章,从福州悄悄乘船北上,但到了半路发现盘查很严,只好折返回来。过了一段时间,她再次北上,这次路上不再是她一人,而是几个人,还有办事处人专门护送,顺利地来到上饶,辗转到了浙江金华,来到义勇队总部。

  就在母亲报名参加义勇队时,远在崇安的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父亲也赶忙报名参加义勇队,他们最后在金华相见了。

  1942年浙赣战役爆发,台湾义勇队坚持到最后时刻才奉命撤离金华,经江山,翻仙霞岭,再经福建的浦城、建阳、南平、永安,于10月中旬到达龙岩。台湾义勇队移驻龙岩后,队伍日渐壮大,台湾义勇队扩大编制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长。据1943年《台湾义勇队队员名册》统计,有队员301人,父亲母亲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几十年后,我看到这份名单,看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名字时,心里格外激动,遗憾的是,我的名字并没有在里面,当年我虽然也和父母在龙岩,但因为年纪尚小,不能成为义勇队下面的少年队员。

  回到台湾受到冷遇

  还记得,有一天外面突然有鞭炮声响,人们显得非常激动,开始懂事的我问母亲那时怎么回事,母亲说那是人们在庆祝日本投降,人们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我们又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

  当时我们一家都住在龙岩,义勇队从浙江撤退到南平时,父亲请假回福州把我带走,带走的人还有我姑姑和叔叔,他们到了龙岩后参加了少年团,而我年纪太小不能参加,只能算是抗日家属,我的弟弟也算是抗日家属,他是在义勇队里出生的。

  抗战结束了,驻守在龙岩的台湾义勇队解散了,有的人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有的人打主意回台湾。父母觉得我们既然是台湾义勇队,就应该回到台湾,在那儿开始我们的新生活,于是我们就跟着回台湾的队伍南下到了漳州,从漳州乘船来到了台湾。

  回台湾的路上大家情绪高昂,都觉得自己对抗日有贡献,回到台湾后能得到奖赏,至少能找到好工作,有的人甚至断言,回到台湾后至少有个科长的职务。

  上岸后,大家发现日本人虽然已经撤走,但国民政府还来不及派人接管,大家等了一段时间终于等到了接收官员来台湾,于是前去接洽。

  接收台湾的官员见到我们这批义勇队员后,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分给每人一些钱作为遣散费,让大家各自回家去。

  重返福州无以为生

  人生有时的确是这样,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抗战胜利后,父母没有回到福州老家,而是跟着别人一同到了台湾,其目的就是冲着这个希望。这个希望却破灭了,他们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们手中的那些钱很快就用完了,而且在台湾没有什么亲朋可以投靠,最后他们只好向命运低头,一家4口人乘坐木船颠簸着回家。

  此时的老家不再是当年祖父在世时的风光情景,在乡下没有我们自己的房子,只好投靠叔公,靠着仅有的2亩地的租金过日子。

  幸好在福州还有祖父留下的那家医院,但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占用,父亲为了这房子不断地与政府交涉,几经波折后,房子终于拿了回来,但已破旧不堪,租出去的前几年,租金只够修葺,之后的租金也是用几袋大米来抵。

  为了生活,我们家从乡下搬进城里,父亲每天到外面找工作,实在找不到时,只好跟着别人到台江码头做换钱币的活儿,母亲靠着做缝纫多少也挣一点钱,但这都无法改变家里生活拮据的困境,最后父亲经人介绍到了上海,在一家闽侯老乡公司里工作。临解放时,这个上海老板因为害怕而逃走,父亲也只好再次回到福州。

  父亲远走缅甸

  这时的我已经在上小学,记得一天晚上,我正在油灯下做作业,父亲在和母亲谈话,他突然转过来对我说:“以后在家要好好带着弟弟。

  父亲这话,以前曾说过,但当时不知为什么父亲又会突然说这些话,等到第二天父亲离开我们后,我才知道这是他临别时的嘱托,原来父亲这次要去更远的地方——缅甸。

  ……

  秋去春来几十年,没想到父亲这一走再没回来,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想念他,而他也非常想念我们,从他的来信中可以感觉到他的这份思念之情,他爱我们,爱这个家,爱自己的故乡,更爱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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