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作家眼中的“福建改革开放先锋“项南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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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福建新闻7月13日电(高媛媛)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先锋、福建改革开放的奠基人项南诞辰100周年。

　　“福建能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项南当年的改革开放。”与项南有着“忘年交”情谊的福建知名作家、中共福建省党史研究室处长、福州市作协主席钟兆云接受中新网记者的采访时，饱含深情回忆项南。

　　对于当年的改革开放，很多人持不同的态度，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的情况下，中央选定了福建、广东作为改革先行一步的试验省份，提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改革办法，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闯出一条新路。

　　广东有着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而当年福建的落后，让改革的推进尤为艰难。1981年，年过花甲的项南重回故乡担当福建省委书记。

　　“从此，项南的名字便于福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等字眼紧密相联。”在省委党史办钟兆云的办公室里，他向记者讲述了项南与福建的改革历程。

　　 项南与福建的不解之缘

　　1918年，项南出生于福建连城，早年随父亲项与年从事闽浙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开辟工作。从11岁起，项南离开福建， 1981年1月14日，时隔50多年，63岁的项南回来福建担任省委书记。

　　由于海峡两岸的常年对峙，当时的福建，一直被定位为“海防前线”。福建的基础设施和经济的落后水平，超乎项南想象。

　　钟兆云告诉记者，项南返回福建后，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调查研究上。3个月的时间，他几乎跑遍全省的各个县市。在他看来，只有深入基层，才能“对症下药”。

　　多年前创作完项南的专著之后，钟兆云对项南的过往改革比别人更加了解，他对记者介绍说，——

　　在经济建设上，项南领导的福建省委在全省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福建不能孤立地进行粮食生产，应该发挥依山傍海的优势“唱好山海经”、利用侨资与外商合作生产、合资经营。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建设厦门国际机场，并积极向中央争取、促使经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甚至提出了修建福州到厦门的高速公路。他是国内提出“高速公路”的第一人。

　　在福建任职期间，项南反对一切特殊化，不允许地方官员到地界处迎来送往、拒绝省里分配的奔驰轿车。多次下基层，福建百姓亲切称其项公，人们如此称谓，可见其备受百姓拥戴、民心所向。

　　“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情怀埋在项南的心中。离开福建后，他全身心扑在扶贫事业，出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海外华侨得知此事，许多人大力支持，其中女企业家刘维灿出资40万，成为第一笔启动基金。受项南影响，刘维灿终身从事扶贫事业。

　　 项南与福建的改革开放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福建省厦门市划出一定的范围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项南到任福建之时，正是特区建设的初始阶段。

　　钟兆云告知记者，虽然中央下达建设特区计划，但没有给予经济上的援助。为了开放经济特区，项南决心做一件大事——修建厦门国际机场。

　　修建机场需要大笔资金，这让项南犯愁。恰巧当时科威特有一亲王来到中国，计划在中国做点生意。项南获悉，提出与其合作，获得一笔投资。在当时，从资本主义国家贷款，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除了投资来源备受争议，军方出于安全考虑也持反对意见。项南为了机场的修建，特地前往北京，向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申报项目。所幸，项目最终通过审批。

　　1982年1月动工，年底机场主跑道提前竣工。厦门国际机场的建成，在当时被誉为“特区速度”。

　　机场的修建意味着与国际接轨，项南开始着手引进合资企业。为了方便与外商交流，项南还提出引进程控电话这一大胆的想法。

　　经过多方努力，中日合资的福日电视机厂，中美合资的厦门烟厂，成为了当时福建引进外资的样本。除此之外，他还大力扶持个体经济。但当时，中国对于特区的政策尚不明朗，这些做法引发了种种争议，甚至有人称“经济特区”为“旧中国的租界”。

　　“在今天看来极为平常的事，由于当时眼光的局限，却引起轩然大波，其实这也反证了项南改革思想的前瞻性。比如项南提出修建福州厦门之间的高速公路，无奈经济受限，众人反对。”钟兆云谈及此处，不由发出一声轻叹。

　　1984年，邓小平从深圳到厦门考察。期间，项南全程陪同，并向邓小平提出自己的想法：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引进外资企业、海峡两岸实行“落地签”。邓小平同意了项南的设想。按照指示，报国务院批准，将福州实行对外开放、马尾开辟为经济技术开发区，还开放闽南厦、漳、泉地区。从此，项南带着福建坚定“起飞”。

　　 项南与福建的青年作家

　　钟兆云的办公桌上竖立着一个装饰瓷盘，盘子上刻着“不要人夸好颜色，但留清气满乾坤”，这句王冕的诗，项南一直视为座右铭，钟兆云也以此自勉。

　　“打小就有崇拜英雄情节的我，中学时在《福建青年》杂志上拜读了项南写的《论开创》的文章，备受鼓舞，从此项南，便在我心中扎根。”

　　时隔13年后，钟兆云前往北京，拜访项南，并拜托项南为《农民知己邓子恢》一书写序。

　　在心仪敬仰的前辈面前，年仅28岁的青年作家钟兆云不由得有些紧张，“桐花万里舟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项南脸上绽出灿然的笑容安慰道。

　　钟兆云对记者回忆说，“同79岁的项南交流时，察觉不出一丝老年人的木气，反而透露着光明磊落的阳光气质。得知我此番来意，他欣然接受为我的书写序。我们初次见面，可一聊就是两个小时，并约定下次再促膝长谈。”

　　“然而我们的约定再无下次。过了些时日，当我再次进京，从项南秘书杨志栓手中接过项南写的序稿，项南夫人汪志馨告知这是项老绝笔时，我手捧着序稿，仿佛看到他深夜还在翻看我那一叠厚厚的书稿，因此愧疚不已。”

　　尽管时隔20多年，这段记忆被重新唤起时，钟兆云的眼里闪着泪花。

　　有的人走了，却永远活着。项南虽已仙逝，钟兆云选择以著书的方式纪念他，无数个伏案写稿的夜晚，细数项南革命生涯与改革开放。

　　“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他，明知超前的改革会得罪人的，但若选择明哲保身，很多事情只能停滞不前。所以他甘心做改革的殉道者，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坚定态度，在改革途中一往无前。”

　　钟兆云望向远方，仿佛又见“福建改革开放先锋”项南的亲切身影。

　　 [附文]

　　 项南书记是我心中永远鲜活的记忆

　　□钟兆云 

　　1997年11月11日，北京在我抵达半月之后，忽然下起了雨。

　　午餐时分，我应约来到复兴路61号院二号平房，这是开国副总理、农村改革先驱邓子恢的故居。我此番赴京，主要是为长篇纪实作品《农民知己邓子恢》补充史料，并听取传主邓子恢家属意见。邓子恢夫人陈兰大姐热情地请我到家里住，我自忖不便打扰，区区晚辈也不能滥用老人的厚爱，乃经她介绍，就近找了间简易招待所，步行到她家仅需三分钟，有时就在她家用膳。

　　一向开朗的陈兰大姐，这天却面带戚容，开口就说：“小钟你还好昨天没去采访项南同志……”

　　我预感不妙，急问怎么了。

　　陈兰大姐的语气不无悲伤，说昨晚十点多，项南同志和人谈话时，心脏病突发，没抢救过来。

　　初闻噩耗，我简直不敢置信！一周前，我还在项南家中聆听教诲呢。我听出了陈兰大姐的话意，如果昨晚的交谈者是我，责任可真大了！

　　我那时倒没想到责任，不由自主的，是眼泪夺眶而出。原来老天有情，这天也在为一个人垂泪。

　　真没想到项南会走得这么突然，我们的见面犹在昨天！

　　 1、我与项公成为忘年交

　　北京冬天冷，但项南有力的大手，和亲切得不能再亲切的话语，却能捂热人的身心。能近距离平视自己心仪的长者，并促膝交谈，是一种享受，是精神上的崇高享受。

　　项南的大名如雷贯耳，他那充满智慧的光头，和纯真的笑脸，早早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但第一次面见他，还是恂恂然有所紧张。工作以来我也采访过一些大人物，有的比他资历还老、职位更高，可独于见他时有这份心情，也许恰是因为太在意太敬爱之故吧。采访前，几位老前辈曾如此指点：见项南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他半点架子都没有，又最关心年轻人，你有问题尽可问。项南就是这样一个人啊！

　　1997年，项南在家中会见作者。我先呈上获过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的新著《百战将星刘亚楼》，扉页写着“敬赠福建人民敬爱的老书记项南同志”。我无法代表福建人民，却自觉此语当无浮夸。

　　项南接过书，看了我的题签后，莞尔一笑：“敬爱可不敢当，当年在福建，有很多事没做好，没来得及做，福建人不骂我就很好了。”

　　来自人民真挚的敬爱，有人想得却难得。项南这位真正的人民公仆，却虚怀若谷，千方百计要避开这“敬爱”两字。

　　我喝了一口茶，局促之形稍缓，如是套起了近乎：“项老，我初中时就读过您的文章，还把您的一篇妙论抄上了学校黑板报呢。”

　　项南笑了，比刚才接受“敬爱”似乎还管用，饶有兴趣地问：“不胜荣幸，既是妙论，还记得是哪一篇？”

　　“《论开创》，我在《福建青年》杂志上看到的。”

　　“哦，那是写给你们这些青年朋友的。”项南见我说得有板有眼，显然感到我不像在编故事抬高他。

　　那还是1984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为了号召青年人争当改革开放的先锋和主力军，在《福建青年》杂志上刊发了《论开创》一文。文中写道：“开创，就是当先锋，当带头人，敢于改革……未来的20年，谁将跑得最快？这就要看谁是开创者，要看谁能抓住时机，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面前，采取革命的、针锋相对的对策。”

　　彼年三四月间，我在期期必看的这家杂志读到如是短小精悍之作。是时中考已然逼近，身为校团总支宣传委员的我，为全校所出最后一期黑板报，就郑重搬上了此文，用粉笔一字一句抄来，故有深刻印象。打小有英雄崇拜情结的我，虽是青涩的文艺青年，却已听说过项南，也知道他不久前为建设林业基地一事来过我老家武平县。

　　时隔13年后，我第一次走近项南，提及黑板报这事，少不得一问：“您在文章中为什么只说‘未来的20年’，不说30年呢？”

　　“那时不是有首歌，唱的是‘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嘛。”

　　他又笑了起来，给我的感觉，眼前这位迟暮老人，心态何其年轻！

　　“您这篇文章给了我和同学们很多启发，对写好议论文也有借鉴。”我有点夸大，但确实有好些同学，当年和我一样喜欢过这篇文章，此后受的影响因人而异，但总是曾经有过阅读的美好。

　　他呵呵直乐：“没有误导，没浪费你们的时间，说明我写的就不全是废话。”

　　“这些年，我也给《福建青年》写过卷首语和寄语一类的文章，感觉和您差了十万八千里！”

　　“你有这感觉，那是因为还没走十万八千里，再过20年，你有了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就超过我了，不是说‘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嘛。”他说着鼓励的话，一脸真诚，气韵生动。

　　言归正传后，他赞扬我年纪轻轻就为长征开路先锋、一代名将刘亚楼树碑立传，得知我正在写邓子恢传记，更是高兴，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清楚党史军史，你年不过三十就有志于党史写作，传承红色文化，是件好事，并表示愿意为这本新书作序。随后，他娓娓叙述起所了解的邓子恢来。

　　邓子恢当年因为倡导包产到户而去职，遭受不公对待，项南为他抱憾了二十来年。项南主政福建后，所做第一件事，就是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和邓子恢，两个来自闽西山区的光光头，都是为民请命、两袖清风、无私无畏的非常之人！

　　79岁高龄的项南，思维敏捷，见解非凡，妙语连珠，神采飞扬。他是眼前的一座大山，让人感觉蕴涵着博大的思想和取之不尽的智慧、勇气。我惊奇于和他初次相识，却毫无隔膜之感。

　　他随和，且极绅士，谈话中屡有电话来找，他总不忘面带微笑道声抱歉。在他通话时，我得以浏览客厅，两边枣红色的书架上随处可见福建方面的书报。他那宽宽的心胸，装着多少对家乡的牵挂和期盼啊！他牵挂的当然不仅福建，还有中国诸多贫困山区。他从福建回京不久，白手起家，创建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几番风尘仆仆，南来北往，深入老少边穷地区。有一年在沂蒙老区马不停蹄考察了一个多月，过度的劳累使他犯了心脏病，却仍对医生的警告置若罔闻，强撑病体，把时间和精力像汩汩清泉，无私地注入为大众的事业中。

　　一个半小时后，有某老来访，项南热情地为我们做了介绍。才知是原石油部副部长、时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李敬。项南得和他谈扶贫之事，向我又道一声歉，嘱我先去访问其他几位熟悉邓子恢的老领导，他这边再约时间。而后，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签名相赠。书名《山路漫漫》，是他父亲——“特科”英雄项与年的传记。

　　我本来还有个强烈的愿望，想请项南题个条幅，但见他有事要忙，便想着待下次见面再说，也就没有开口。

　　开口的倒是他，在我临出门前，指着我带来的一份代替“润格”的薄礼说：“你的书稿可留下，但礼物请带走，这样才不会妨碍我们成为忘年交。下次一定记得空手来……”

　　谁会想到，这一别之后，就没有下一次了。

　　 2、我要为项公写本书

　　11月11日全天下着小雨，老天爷仿佛也在为一个伟大灵魂的离去而垂泪。

　　从陈兰大姐那里出来，我第一时间便打电话给十来天前和我同机进京接受“全国百佳新闻记者”桂冠的《福建日报》资深记者张红。在飞机上她就告知我，年初邓小平逝世时，她曾电话采访项南，了解邓小平当年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往事，以《大海作证》为题，得到项南的好评。她对项南的逝世也十分震惊，因为下午还有个培训，乃相约晚上同去项府吊唁。 

　　星光暗淡的雨夜，我买了花圈，然后租车接上张红，又一次走进了万寿路甲15号院。家里灵堂已设，花圈满屋。物是人非，我在项南遗像前鞠躬鞠躬再鞠躬，想着宛在昨天的会面，不禁泪眼汪洋。这么纯洁这么真挚的泪啊，为我只见一面的人而流，前所未有。

　　不忍和项南作别，也遗憾世间多了一篇没有写完的序了。谁料，项南秘书杨志栓给了我一个大信封，流着泪说：“小钟，你是项老生前接受采访的最后一个记者，这是项老为你写的序稿。”

　　项南夫人汪志馨大姐一旁也说：“这是老项的绝笔，小钟你可珍藏好了，你们认识可真是太迟了！”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竟毫不吝啬地把宝贵的时间给了我！在接过信封的一刹那，我的眼泪再次汹涌而来。

　　四大张稿纸，留下了项南潇洒的笔迹。那是他在翻阅了我草拟的序稿后写下的文字，一笔一画，一字一句，皆是情啊！他序文中从我草稿剪贴下来的内容不多。熟人们都说，项南写文章作报告从不请别人代笔，而是用自己的思考写出、说出，目睹这篇序言，谁能不信？！

　　序稿上头还附有一张小纸条：“请钟兆云同志誊清，文字上再顺一顺，然后交杨秘书复印。钟可先带走一份，然后我再在文字上作些斟酌。项南1997 11 10日晨。”

　　那一刻，我油然想到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纪念友人甍逝之诗句：“最感一行绝笔字，尚言千万乐天君。”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项南生前留下的最后几行字，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匍匐着身子为一个后生完成了一份作业！

　　我是多么幸运，又是多么悲伤啊！泪水泫然中，我看到了一行行清晰的字，那是从项南血管里，从他灵魂深处喷涌的心声：

　　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场争论，究竟谁是谁非，历史已经做了公正的结论。这当然不是什么个人之争、胜负之争。我们知道，毛泽东和邓子恢之间，一向存在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对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同样都是研究得很深刻很具权威的人。这场争论，只能用历史的唯物观点来解释。社会主义在中国，以至在全世界都还处在一个实践和探索的过程。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不经过反复争论，不付出一定代价，不出现一些曲折，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唯其如此，邓子恢这种顽强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品格，就太可贵了。有些人口头上也讲实事求是，甚至比谁的调子都唱得高，但一遇实际问题，一遇什么风向，就马上改变观点，来个随声附和，“随行就市”。邓子恢一旦认识到问题的实质，是不会随便拐弯的，在原则问题上，他是毫不让步的。他是一个敢于直言，敢于向一切权威挑战的硬骨头……

　　他的序稿已是这般条分缕析，文句上哪还需要我梳理。我绝没想到，这洋洋三千言的序文，他竟是在那些废弃不用的文件背面写就的，为了方便我抄写，他还附了七张空白方格稿纸，他考虑得可真周到啊！他的节俭和认真，令我长久无言，任泪水默默地流淌。

　　和邓子恢一样，项南向来也是个敢于直言、敢于向一切权威挑战的硬骨头呢！

　　手捧装着序稿的信封，我仿佛看到他在深夜还翻看着我那厚厚的一叠书稿，思考着，伏案书写着。

　　听杨秘书说，这段时间项书记很累很累，光11月10日这天就接见了好几批客人，我不禁惶惑、感伤，项南的劳累会不会因为读我的书稿并为之写序而加重？如若这样，我将永世负疚，而我最终，也将以他为楷模，做个俯仰无愧天地之人，给远去天国的他以慰藉。

　　在杨秘书的小房间里，我了解到项南在生命倒计时所为：

　　1997年9月

　　项南列席党的十五大，发言提纲共有十条言简意赅的意见和建议，字里行间跳跃着对这个有过挫折、磨难而又充满希望的大党的炽热忠心，堪称他的“政治遗嘱”。

　　1997年10月

　　新加坡著名实业家、陈嘉庚侄子陈共存来北京会晤，盛情邀请项南赴新加坡做心脏搭桥手术。

　　1997年10月22日

　　项南在北京出席“厦门为什么这样美”的摄影展。他和厦门的情缘始终不渝。离任后仍不遗余力地推动厦门的改革开放，力主“厦门应该打出自由港的旗号”。他多么希望这个倾注了自己诸多心血的“东方夏威夷”能愈发地美轮美奂下去，多么希望全国那些他去过和还未来得及去的城市乡村、山川河流，都能各美其美！多么希望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能腾飞世界、溢彩流光啊！值得告慰项南的是，他关于建设自由港、建设更加灵活的自贸区的设想，今天已先后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地生根发芽，新一轮改革开放已在中国变为现实。

　　1997年11月4日

　　项南为一本反映老区儿女投身革命的《翘首明天》一书题写书名，并做了个短序，指出无数革命者的牺牲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明天不再有贫穷、剥削和贪婪，明天将出现一个繁荣、民主、公正的社会”“为了明天，多少战士含笑躺在血泊中……”他翘首的明天，国富民强，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精彩，更富于民主和法制。这个从年少到年老对生活一直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只要一息尚存就会追求明天，所以不管什么时候遭遇波折，运交华盖，他都能在黑暗中觅到希望，只要给他一点点光他就会发亮，给他一个小小平台他就能演出一幕好戏。

　　1997年11月8日

　　项南在北京应邀出席福建德化名瓷展览会。

　　1997年11月9日

　　上午，项南在家会见来京开会的家乡连城县领导。回北京11年来，家乡大大小小的领导他不知会见了多少，家乡的官民莫不以见过项南为荣，莫不被他那一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丹心激荡于胸。多年之后，他们几乎众口一词：项南虽不批钱给我们“吃小灶”，却“特批”给我们“价值连城”的致富经验和发展思路。

　　廉颇老矣，可正如他为人所题“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那样，纵是负累，犹还“奋蹄”，想着为社会多发一份光和热，甚至想好了“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11月10日，项南这样度过最后的一天：

　　11月10日

　　早晨五时许，改定《农民知己邓子恢》一书序稿；

　　早饭后，由夫人汪志馨陪同去北京医院体检；

　　下午，在家会见出访归来专程来看望他的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特别谈到了福建的扶贫攻坚，对习近平不久前在老区武平关于扶贫攻坚工作所作“扶真贫，真扶贫”表示赞赏。

　　下午5时，赴王府饭店，就如何借力金融手段帮助中国大陆贫困地区的百姓扶贫等事，向香港银行家吕培基移樽就教。

　　晚8时许，赶到中国大饭店，会见从印尼飞抵北京的著名侨领李尚大之子李川羽一行。谈到10时许忽感不适，起身伸手向妻子汪志馨要硝酸甘油，还未入嘴便猝然坐下……

　　那些天项南的身影浮现在稿纸上，稿纸真沉，沉得像一块巨石。和项南的交往只此一次，却留给我一个永远鲜活的最初记忆，激励我一辈子。

　　那天临走，我望着项南遗像，默默许诺：为项公写一本书，作为献给他周年祭的一瓣心香！

　　 3、项公是我心中的鲜活记忆

　　那年我回福州后，很快就写出《项南：永远鲜活的记忆》一文发表，并和同事王盛泽一拍即合，决定联袂写《项南在福建》一书。王盛泽也仅见过项南一面，前两年跟着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拜访回闽的项南，请他谈福建党史。一经接触，他就被项南的人格魅力给吸引住了！

　　我一边修改《农民知己邓子恢》，一边开始项南一书的资料收集及知情人采访，一天当着两天用，忙无暇处，连他那个因故被推迟了二十来天的告别仪式都没法参加，因为我已定下以另一种方式向他致敬。

　　后来，我从陈兰大姐等为项南最后送行的人们那里了解到，他这个部级退休官员的追悼会，以“三多”惊动京城，闻名于世：3000多人，400多个花圈，300多份海内外唁电……送行人员中，既有逝者的朋友，也有曾经的对手。

　　哀荣备至，去留肝胆两昆仑！

　　我后来还知道：

　　最是清楚项南为扶贫倾注无穷心血的中组部原秘书长、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载，闻项南去世，悲恸地说：“一位璀璨的明星陨落了！”

　　历史学家苏双碧则含泪在日记中写道：“一位真正的人离开我们了，欲哭无声，悲甚。”

　　自称弄不懂项南所信奉的高深理论的“忘年之交”胡少安，也恭称这个他从心底敬重的人：“项南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圣徒而走向天国的。”

　　一个官员逝世后，能不约而同地被众多显要和百姓真诚地怀念和追悼，收纳天南地北纷飞的泪雨和鲜花，印证的恰是他活着时的得道和人心向背。其生死之外的事，该不难得出结论。

　　26万字的《农民知己邓子恢》一书，如期出版。项南的序言，为此书增色不少，只是他的名字打上了黑框。

　　“我们的一些作者，一直渴望能通过文学形式生动地反映邓子恢的整个革命的一生。钟兆云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我们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看看邓子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走过的坎坷历程，应该是很有教益的。”

　　1986年，项南与闽西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在一起 那天拿到样书，捧读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序言，我油然又想到了我们谈过的那首“再过20年，我们重相会”，想到了项南那篇《论开创》。他在文中，虽也展望“未来的20年”，可惜天不假年，没能让他“再过20年”，没看到这个心许的未来。而我在走过此后20年后，最希望能告诉他：“您说的没错！”

　　我还想告诉他的是，我擅自把他“绝笔”中所提我的名字改为“南云”，因为此书系我和蓝智合作，“南云”是我们的笔名。做人得厚道，我不能贪天功为己有。那天在北京第一时间告诉项南逝世的消息后，这位当时已是福建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在电话中哽咽难语。

　　我还想告诉他：此书合作者，曾被评为“全国百名好公仆”，从事过青年团的工作；我们一直以您和邓子恢等革命前辈为榜样，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和王盛泽跋涉在寻查档案和知情者之间，夜以继日地爬格子，吹尽黄沙始见金，合作草成三十余万字，如期在项南周年祭奠时问世。

　　此后，我每次到北京公干，总要上门看望汪志馨大姐，在项南的遗像前鞠躬，也看着他在照片里朝我微笑。 

　　我曾带队到项南故居和纪念馆参观，亲作讲解员，泪水每每在眼眶里打转。

　　此外，我和夏蒙合作《项南画传》，被列为国家重点出版的“改革开放元勋画传”出版，并有了英译本。在福州的出版座谈会上，已从《福建日报》常务副总编位置上退休的张红，继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书磊之后发言时，和许多人一样当场洒泪。

　　4、项公是我的终生楷模

　　赵朴初哀挽项南，“一瞑应无憾，清气满乾坤”。清词丽句中，我总感觉有很多人跟我一起诵读。一个有德之人，为另一个有德之人作“墓志铭”，岂止和泪，只怕是和血而成。

　　项小米说起父亲和那些改革先驱者，称：“我们很难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但我们会追随其后，使他们那样的人成为自己的终生楷模。”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都要相信历史，相信这个时代。这么自信地想罢，抬头望窗，但见“素月分辉，明河共影，万里俱澄澈”。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宣编处处长、省传记文学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