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刊文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铭记历史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农历甲午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符号，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它折射出民族屈辱、觉醒和复兴的历史内蕴，标示着国家奋进、崛起和强盛的历史进程。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2014年甲午之年，120年的双甲子走过，中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凤凰涅槃，展示出波澜壮阔的复兴画卷。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又逢甲午，正值新纪，我们应重温所经历的事，审视所走过的路，铭记历史，走向复兴。

一

1894年，是大清光绪二十年，也是农历甲午年。这一年发生的甲午战争，给中国人留下一段痛彻心扉的记忆。

这年开端，大清上下弥漫着喜庆的气氛。始于30多年前的“洋务新政”，使得曾经内外交困的清王朝统治获得喘息，国力有所恢复。1891年，李鸿章呈奏：海军“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衽席风涛，熟精技艺。陆路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沿途新筑炮台营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一切都依士兵之力。旅顺、威海等地添设军事学堂，学生造诣多有成就。各机械制造局仿造西洋棉花药、栗色药、后膛炮、连珠炮以及各种大小子弹，实为从前中国未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字里行间透露出大功告成的自得。紫禁城中的慈禧太后更是在细细品味“同光中兴”的荣耀。1894年11月7日，十月初十，是她“花甲初周”之日。慈禧太后连颁懿旨，上至王公大臣下及民间耆老皆获赏赐，光绪皇帝“忝派刑部尚书孙毓汶恭办万寿庆典事务”，筹办老佛爷“六旬初度”庆典成为甲午年清廷的头等大事。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惊破了慈禧和朝臣们的庆典梦。1894年7月25日，日军在朝鲜丰岛海面偷袭清军船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两国陆军一战于朝鲜，二战于辽东，三战于威海，海军在黄海也展开决战。清军“水陆交绥，战无一胜”， 清廷被迫向日本屈膝求和。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清廷割地赔款，落得一个丧权辱国的结局。“同光中兴”光环黯然失色，代之而来的是空前的民族危机，人心震颤。

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是日本以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恶果，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甲午惨败令人心碎，但战争所暴露出的清王朝制度腐朽没落、社会民心涣散、军队战力低下、统治四分五裂，也发人深省。

甲午之败，表明延宕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已彻底腐朽。晚清中国已走到封建社会的末世，国家体制病入膏肓。甲午战争爆发后，前方军情十万火急，有人提议缩减庆典开销以裕军费，慈禧太后冷面作答：“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专制独裁体制的覆亡势所必然，甲午之败只不过是无情地折断了它的最后支柱，加速了这一落后、腐朽制度的灭亡进程。

甲午之败，表明清王朝的社会基础已经彻底坍塌。封建统治者也明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但在根本上视国家为私有财产，推行愚民政策。战争期间，普通百姓对战事异常冷漠，民间罕见支援战争的举动，偌大的中国浑如一盘散沙，根本没有形成举全民之力打赢国家战争的局面。“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清廷与民众完全疏离，已经失去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甲午之败，表明清朝军队根本承担不起卫国护民的使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开始进行军队近代化改革，创建以北洋水师为代表的近代海军，组建装备新式武器的陆军部队，然而军队的作战理念仍然十分陈旧，管理、训练和战备也存在严重问题。军中虽不乏勇猛死战之士，整体上则战斗精神不够，甚至出现“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魄散，退之蜂拥而去”的乱象。清军在甲午战场的表现证明，这支军队只有近代化之形，却无近代化之魂，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军事近代化的进程。

甲午之败，表明清朝统治体系已经分崩离析。晚清时期，中央权力逐渐削弱，地方势力日趋坐大，政界军队派系林立。甲午战火燃起后，“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各地督抚对朝廷的调兵谕旨先是推诿拖延，继而派兵却遥控。军费筹措同样如此。甲午战前，清廷财政平均每年盈余约400万两，可大量财富控制在地方督抚手中，国库空虚。清廷合计战费开支5000万—6000万两，政府实际只筹到1200万—1300万两，余额不得不借外债支撑。清廷正在失去对地方的控驭权，貌似庞大统一，实则松散离心。

从一定意义上说，甲午之败，虽败于日本，实质上根在制度，根在清廷，根在清军自身。“国势蹙也，财源匮也，民心涣也，威柄失也，而四者皆国之命脉所系，失之何以自立？”中国输掉的不仅是一场战争，也输掉了国运。西方列强战后在中国恣意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沦为虚弱的大国、待宰的肥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沉沦甲午，亡国感、危机感、毁灭感深深刺痛着中国人，如近代思想家严复所言：“中国的末日真的要来临了吗？”

二

甲午战争，是中国人永志难忘的一段血泪史、羞辱史。它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谷底，但同时也是转折的节点。“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冷眼观察天下大势，重新审视国家现状，理性思考民族前途，中国人从此真正开始了民族觉醒。在此后60年的甲子时空中，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成为历史的主旋律，社会各阶层、各集团轮番登场，以各自的方式拯救民族危亡。

清廷力图以维新方式革故鼎新。光绪皇帝重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以变法图强为口号，提倡向西方学习，变革制度。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诏定国是”。维新派所主导的“戊戌变法”犹如脱缰野马驰骋，维新思潮汹涌澎湃。但变法触动的是庞大的封建专制集团利益，依靠的仅是皇帝和少数激进官吏的力量，缺乏社会基础，很快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仅维持103天，就以“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告终。

朝廷权贵试图以立宪新政延续王朝统治。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01年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政权风雨飘摇，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权贵不得不竭力自救。晚清的最后10年，中国社会艰难而缓慢地开始转型。但朝廷权贵所推行的“新政”和“立宪”是为了“皇权永固”，这就注定了这些自救之策虽有推动社会进步之效，却无法从根本上逆转国运。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革命方式推动历史，克隆西式民主政制改造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终止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实现五族共和，建立西式政体，“民主”、“自由”、“共和”的口号激荡全国，三权分立、总统内阁制、党派议会政治成为现实。但西方政体在中国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很难落地生根，西式民主实验昙花一现。

国民党随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实现了南北统一，也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但由于蒋介石集团背叛工农大众，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大官僚资本利益的代表，不可能得到全民的拥护，因而始终无法建立稳固的统治，难以承担民族复兴的使命，无法领导中国彻底摆脱落后的地位，最终成为人民的敌人，被历史抛弃。

一次次探索，都无法扭转中国的沉沦坠势。中国到底该走什么路，到底该走向何方？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鲜明提出中国革命道路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发展方向是实行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因此发生了根本逆转，开始由不断丧失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向下沉沦转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向上奋进。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中国社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找到了一条体现人民意志的革命道路，建立了一支服务人民的强大军队，设计了一套符合人民利益的社会制度。紧紧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起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彻底结束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历史。

也许是历史巧合，在甲子轮转交替之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甲午战争惨败开端，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收官，中国在一个甲子里完成了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选择，实现了告别屈辱、赢得尊严的站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人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