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淘汰用人催生官场黑文化 清正为官被视为"另类"
打破利益板结“小圈子”
一些地区、领域腐败案件高发的背后，是以利益为核心的“小圈子”的紧密勾连，是只选拔“自己人”的用人腐败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全国多地采访调研发现，一些地区、领域腐败案件高发的背后，腐败官员与商人、亲属情人间以利益为纽带结成的各种异化的人际关系圈若隐若现；以“小圈子”为标准选人用人、拉帮结派，助长了“红包文化”、“江湖文化”、“买官文化”等“黑色文化”。受访办案人员和专家建议，要净化政治生态，必须强化对干部“带病提拔”倒推问责机制，推行公开透明的选人用人制度，从根本上打破腐败“小圈子”，涤清用人“黑文化”。
以利为绳编织的变异“人际圈”
据受访办案人员和基层干部反映，有的地方的政治生态出现问题后，表现为政商勾结、上下串通，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呈现网状牵连，人际关系以利益为核心盘根错节，形成异化的“小圈子”：
一是利益板结形成“共腐关系圈”。为了降低腐败风险，腐败官员往往首先在政界精心营造“小圈子”，通过提拔自己人，打造人身依附体系，上下勾连、左右同谋形成利益板结，板块内和平共处，利益共享。
湖南省交通系统窝串案中，在迄今被“两规”或刑拘的28名干部中，有13人涉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案、5人涉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邹和平案、4人涉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陈明宪案、3人涉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李晓希案。
湖南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龚永爱等专家分析说，某些干部的“人际圈”，已沦为“以腐败为荣，以廉洁为耻”的旧式官场。在这个“圈”内，众人尊奉共同的“权威”，共同维护并确保其话语权；层级之间抱团不断输送利益，形成隐形的利益“市场”甚至“交易”价格。
而在圈子与圈子之间，既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又因为板块交叉和利益纠葛而相互妥协，形成共案。
如江西萍乡市腐败窝案中，政协主席晏德文与常务副市长孙家群之间有“师徒关系”，孙的提拔曾经得到晏的诸多关照，市委秘书长张学民与晏德文又有同学关系，这些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为他们共同作案提供便利条件。
即使是圈子的关键人物东窗事发，其余人也想方设法遮掩。《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一些腐败高发地区采访期间，有的官员不仅对他们已经出了问题的前同僚或上级讳莫如深，偶尔有人谈及也马上出面“打岔”；还一再抱怨反腐影响了地方形象，尤其对当地被舆论称为“腐败重灾区”异常反感。
二是钱权交易建立“政商联盟圈”。办案人员发现，腐败官员热衷于精选商人作为“VIP会员”，建立政商联盟，进行利益切割，大搞权钱交易，实现圈子内利益共享。
例如，一些腐败窝案中，涉案腐败官员往往利用自己分管领域工作的机会，在编织各自的人脉关系网，形成“山头”的同时，据守各自分管的领域，拉帮结伙，官商勾结，进行钱权交易。
办案人员分析认为，腐败官员建立的每个圈子，往往都固定有几个老板身处其中，人员结构和利益链条相对稳定，具有隐秘性和排他性。有的腐败官员在对待受贿的问题上，甚至坚持“小钱不收、平头老百姓的钱不收、不信任的人的钱不收”的“三个不收”原则，将受贿对象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三是“代言牟利”培植“亲属情人圈”。办案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腐败官员惯用的手法是，藏身幕后，固定安排1～2名至亲好友出面，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以此隐匿和过滤违纪违法留下的痕迹。
例如，受贿438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冯伟林，在主政湖南高速期间，将家人培植成“代言人”。其中，冯伟林通过“打招呼”让工程商王某承揽工程，并约定由其弟冯冠乔出面分一半的利润。仅此一项，冯伟林伙同冯冠乔就实际获得1500万元的“好处费”。
江西一名落马厅级官员在插手工程项目时，均由其外甥何某出面，收受的1000多万元赃款都放在何某名下。他对何某说：“钱先放到你这里，由你来保管、投资，等我退休安全着陆后再来拿。”
湖南省交通厅纪检组长刘志信告诉本刊记者，陈明宪案发后，除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外，身边的亲属都有涉案，其妻周茜、其子陈钏、其妹陈明珍、其弟黄道军都通过陈明宪的职务便利谋取了巨额非法利益，其身边的朋友、同事、司机都有涉案。冯伟林案中，其妻子及弟、妹都被起诉，其弟冯冠乔更是因为中间人中标牵线搭桥收受贿赂1775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上述异化的人际关系一旦在党内、政府内蔓延，必将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损害。“‘小圈子’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除非反腐外力的介入。”多位受访的纪检干部认为，这种“黑色圈子”的本质是腐败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利益板块内往往和平共处；谁不遵守游戏规则，就会被视为“另类”加以排斥；谁敢通过举报或查处打破某种平衡，就被视为“大逆不道”。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发现，在一些腐败多发地区和领域，政治生态出现问题的最突出表现为用人腐败，甚至形成选人用人“逆淘汰”现象，洁身自好、清正为官的干部被视为“另类”，不仅领导不喜欢，周围的人也因为怕冒犯领导而“躲着走”，久而久之必然“边缘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作风不正、善于钻营的官员却“如鱼得水”被不断提拔。
据办案人员介绍，陈明宪、冯伟林分别担任湖南省交通厅和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一把手”期间，权力高度集中，从工程立项到干部人事安排，一手遮天。其中，为了通过选拔“自己人”形成安全贪腐的“小圈子”，他们一般先只任命高速公路建设筹备组长，等完成土建招投标后，听话的就任命为经理，不听话的就不让当经理。
江西萍乡市多位受访干部反映，陈安众任萍乡市委书记期间，只要想用人，就必用“自己人”，只要想提拔“自己人”，就根本不考虑职数问题，“大量拉长板凳”，超职数配备干部。
“伯乐相马”式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极易造成“人身依附”和用人腐败。办案人员和一些干部反映，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用人不正之风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红包文化”，推崇厚黑学、讲究兄弟义气的“江湖文化”，明码交换、竞价出售的“买官文化”等“黑色文化”在一些地方蔓延。
在一起涉及多名厅级干部的腐败窝案中，几名落马官员在每年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分别收受单位和个人红包就达六七十万元之多。其中，一名落马官员为了不去异地任职，就送给市委书记8万元的红包，请他“摆平”了此事。
近日，安徽省泗县原县委书记晏金星因受贿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晏金星任职10年间，受贿600多次，受贿金额520多万元，其中“卖官”近百次，“卖官”受贿约370万元。
曾任安徽萧县县委书记的毋保良10年受贿更高达1000多次。一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表示，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是否被看成“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2012年年底以来，包括广东省揭阳市原市委书记陈弘平、原常务副市长刘盛发、原副市长郑松标在内的多名揭阳市领导被查处。今年6月，曾任揭阳市委书记的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红包问题突出，官商勾结严重，买官卖官成风。”揭阳市纪委书记陈直河坦言，揭阳政治生态方面过去确实存在一系列问题，但根子还是选人用人方面长期形成的不正之风。
办案人员透露，一些涉案官员之间平时多以兄弟相称、抱团腐败；一旦预感将“东窗事发”，又推崇“江湖义气”，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逃避法律惩罚。
据晏德文交待，今年2月22日，萍乡市委在迎宾馆组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学习时，张学民对晏德文说，《龚全珍日记》中有1篇文章，他看了9遍，要晏德文也看一下。按照张的提示，晏德文发现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位革命烈士被捕后坚贞不屈的英勇事迹。“张学民是想借这个故事，来‘鼓励’我与他达成攻守同盟。”晏德文说，三天后，张学民再次找到他，说自己是坚决不会说的，要他也要坚强，打死也不说。
“萍乡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是红色基因厚重的地方，却因腐败风气出现‘基因变异’，确实应该反思。”萍乡市一些受访干部认为，用人腐败对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影响巨大，用人出了问题，官场风气就会慢慢恶化，甚至由“红”变“黑”。
强化用人问责优化政治生态
“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优化政治生态也要抓住这个关键点。”曾在纪检部门和检察机关工作多年的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倪贵武认为，所有的腐败问题都是因为人的问题。过去选人用人，一般先由组织部门摸底，从符合条件的人里面考察。现在很多时候都是“一把手”授意，指定对某个人考察，这样选出的人不能“服众”，领导的权威也要受损。
“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陈胜华认为，只有加快干部任用制度改革，淘汰“官场的逆淘汰”，让“圈子观念”、“黑色文化”没有生存土壤，才能避免制度性原因带来的腐败现象，真正解决政治生态问题。
江西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认为，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治权是关键”。要坚持制度限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通过“公开”限权，把权力晒在阳光下；完善监督控权，进一步健全权力监督体系。
这位负责人建议，一是逐步探索建立党内公开监督、公开批评、公开质询以及对“一把手”弹劾罢免等制度，推行制度化分权方式，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引导“权力制约权力”。
二是通过公开干部调整信息、公开推荐提名人选、公开民主推荐票数、公开选拔任用结果等内容详细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三是建立干部“带病提拔”倒推问责机制，狠刹跑要之风，为那些群众公认、实绩突出、作风优良的干部打开进步之门，对那些碌碌无为、跑官要官的干部撤下晋升之梯。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胡锦武 苏晓洲 李鹏翔 杨守勇 叶前 邹俭朴 凌军辉 杨玉华 傅勇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