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高等教育学界的“常青树”

潘懋元（资料图片）

　　“我个人在物质生活上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最大的乐趣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今年教师节前夕，在厦门大学的科艺楼，福建电视台为潘懋元教授录制个人专访节目。在录制前，潘懋元早早来到现场，学生、教师、记者轮番上前与他打招呼，致以问候。潘懋元满头银发，精神矍铄，他对每个人既谈笑风生，又态度谦和。

　　虽然已经94岁了，但潘懋元仍然在开讲座、带博士生，活跃在校园和学术界。潘懋元15岁开始从教，至今已有79载。从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全国率先开始讲授“高等学校教育学”，到上世纪80年代初，高等教育学正式成为独立学科，潘懋元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开拓者。改革开放后，他既潜心学科建设，为国家培养大批人才，又关注现实问题，提出多项建设性意见，为国家高等教育贡献智慧。

　　近日，潘懋元被评为201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从不用自己的权威来否定学生

　　前不久，记者来到潘懋元家，就民办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等问题进行采访。在潘老家的客厅，他深入浅出列举了当前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对策。而在提出问题之前，他总会列出一些数据，包括近年来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高中阶段毕业生人数、全国适龄教育人口等。而每说一项数据，他从来不看笔记本，都是脱口而出。

　　94岁的潘懋元，说话略带广东潮汕口音，但中气很足。虽年过九旬，但他并没给人“老学究”的印象。他探讨最新的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和学生打成一片，既当学界尊长，又做学生的好朋友。

　　“大学毕业生收入不如保姆”、“农村娃上大学难”、“高校学历查三代”、“民办高校发展困难”、“职业教育投入资金少”等当下的焦点问题，都成为潘懋元关注的对象。在谈及这些问题时，他并没有讲大道理，而是从具体数据入手，剖析原因，发表见解。

　　一次，在和记者谈到“高校学历查三代”时，潘懋元说，有一些优秀博士生因为本科非名校，在找工作时被高校拒之门外。在列举一些学校不明智的做法后，他起身走到书房，拿出一份教育部的文件，迅速翻到相关页面，找到一处用红笔做记号的文字，展示给记者，并强调说：“你看，这说明教育部也是反对‘学历查三代’的。”

　　潘老家里陈设简单，客厅的左面墙前放置一排书柜，里面摆满图书；右面则是沙发和简单的茶几，客厅一角堆放着一摞小塑料凳。一到周末，客厅便成为“学术沙龙”的举办地，学生们坐在沙发上或是小凳子上，挤满客厅，将这里变成了教室。大家互相交谈、互看论文、吃水果、喝水，十分随意，并没有因为主人是学术权威而拘束。两年过去，记者发现，潘家的仿皮沙发已经被学生磨坏，露出破洞。

　　每次学术沙龙，潘懋元总会坐在离门最远的沙发上，开始前，学生们会排队上前讨教，有的向他汇报作业，有的推荐自己看的新书，有的向他征求论文开题意见，潘懋元慢条斯理，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

　　这些“学生”大多在30岁左右，其中有访问学者，也有在本地工作的教师，更多的是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生、硕士生。在沙龙中，潘懋元的固有动作是拇指和食指分开，叉住下巴，静静地听学生发言。学生讲完，他有时会讲一些鼓励的话，但从不用自己的权威来否定学生。

　　潘老家里的学术沙龙，已持续举办了20余年。沙龙是漫谈式的，从学术探讨到社会动态，无所不谈。来参加沙龙，已成为研究生来厦大教育学院求学的“固定节目”，也是学院的一张“名片”。提起高等教育学，大家都会联想到潘懋元，他已成为高等教育学的一张“名片”。

　　开辟“高等教育学”的先河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原有的教育科学，仅仅把普通教育作为研究对象，不能适应新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要求。

　　当时，潘懋元刚过而立之年，在厦门大学讲授教育学并负责教务行政工作。他意识到，忽视高等教育的特点、硬把普通教育理论搬到高等教育中行不通，必须建立有别于普通教育学的高等教育理论。

　　1956年暑假后开学，厦门大学的课程表里出现一个小小的变化：原来的“教育学”变成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这就是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室几位教师做出的尝试。虽然他们仅仅是将普通教育学的框架移植到高等教育学中，在课程与教学理论等章节改变了研究对象，但却开辟了先河：“高等教育学”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搬上了课堂。

　　正当潘懋元准备进一步实施计划的时候，遇到10年“文革”。

　　1978年，我国迎来科学和学术的春天。潘懋元在报纸上撰文，提出“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并发表了《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提出了“高等教育”学科一系列需要研究和改革的问题，向人们展示了这个领域的广阔性和发展前景。

　　1978年5月，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此时距潘懋元把“高等教育学”搬上课堂已过去了22年。

　　然而，起步之初的研究室十分简陋。当时只有5个人，办公地点是在厦大化工厂一间废弃的实验室。里面摆了几张办公桌，开会时几张桌子一拼，成为大会议桌。就在这个地方，几个人又创办了《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这是“文革”后第一份高等教育刊物。这份刊物除了发给本校的教师干部参考外，也向外单位邮寄100多份。

　　挪威学者阿里·谢沃在《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一书中提出，中国的普通教育学首先是从西方引进的，但高等教育学不是，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学，有关高等教育学科的最早出版物纯粹是中文。这里所说的“最早的出版物”是指潘懋元编撰的《高等教育学讲义》，此书成稿于1957年。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苏联才有学者编出了高等教育学教材。可见，潘懋元编撰的《高等教育学讲义》足以体现其原创力与前瞻性。

　　花甲之年迎来学术的春天

　　1983年5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正式成立，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亲任会长，副会长有季羡林、何东昌、钱令希等人。

　　然而，成立研究室仅仅走出了第一步。高等教育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必须有教材、专著。潘懋元根据多年研究反复推敲，提出了《高等教育大纲》(讨论稿)，并组织北京、上海和厦门的9位青年教师，按照大纲分工撰写。1983年，《高等教育学》全书完稿，1984年正式出版，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学专著，这一年潘懋元64岁。

　　上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大众化等问题，不断涌入潘懋元的研究范围。这时，他已经过了60岁，但他却享受着自己学术的春天。

　　1986年，66岁的潘懋元应邀去日本参加“亚洲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公立和私立体制——问题与展望”理论研讨会。听了与会欧美高校代表关于民办高校情况的报告，回来后他提出了一个新命题：中国能否发展好民办教育？

　　当时党的十三大还没有召开，所有制问题还是“雷区”，在教育这个领域讨论“私有”，有踩“红线”的危险。

　　为了说服反对者，他采取了迂回策略，他对西方国家私立高校进行了深入研究，又认真领悟了国家政策和改革趋势。1987年，他发表文章提出，民办高等教育在中国发展是可行的。这个观点首先破解了发展民办高校的理论难题，为当时刚萌芽的民办高等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之后的实践，也验证了他的预言。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领域，潘懋元再次体现了作为研究者的前瞻眼光。

　　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7.6%,加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仅为9.1%。而这方面的国际权威理论学者马丁·特罗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为精英教育阶段，15%到50%为大众化阶段，高于50%为普及化阶段。因此，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候在中国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不符合国情，是“理论误导”。

　　但潘懋元坚持关注并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他认为中国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需要提前进行研究。随后，他陆续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等系列文章。

　　他还预言，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必然要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精英教育，二是大众化教育。为了防止精英教育受到大众化教育的冲击出现质量的下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过程中，必须保护精英教育。在今天看来，他的预言被一一印证。

　　针对学术研究领域出现的浮躁风，潘懋元常告诫学生，理论研究要避免“大、空、洋”，“大”就是题目大、口气大，认为别人的研究一无是处，只有自己的理论是“填补空白”的；“空”即空对空，研究的结论纯粹是由理论推导出来，空话连篇；“洋”就是喜欢搬洋人的话，以壮大自己的声势。而真正有原创力的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

　　潘懋元提倡广泛调查、深入考察、参与教育实践，尽可能使科研成果客观一些、科学一些，并充分考虑科研成果的可行性。他的学生王琪说：“先生出去，从来不急于提观点、讲意见，而是要求大家调查、再调查。”

　　虽然对学生要求严格，但潘懋元坚持尊重学生观点。在博士生选择学位论文选题时，他总是充分尊重学生，他说，学生选的题往往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从自己的知识结构或工作经历中引发出来的。学生自己选的题，就会其乐无穷地去探究，就不会觉得苦，往往会得出新的观点。

　　这几年，潘懋元设立“懋元奖”，从个人积蓄中拿出近40万元，对优秀年轻师生给予奖励。他说：“我个人在物质生活上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最大的乐趣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