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创建“海上枫桥” 发挥群众才智避免“九龙治水”

　　作为宁德蕉城区唯一的海岛乡镇，三都镇由三都、青山、斗帽、白匏、鸡公山5个单岛和城澳半岛组成，陆域面积86.4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20多平方公里，辖27个建制村和2个社区，常住人口约3万人，养殖区流动人员5000多人，沿海各类船舶4000多艘。

　　不同于陆上乡镇，三都镇海域面积大，海岸线长，建制村数量众多，群众办事极其不便。而且，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海域、渔排、滩涂等涉海矛盾纠纷明显增多。为解决海上矛盾纠纷、海上治安和民生服务问题，三都镇学习浙江诸暨市“枫桥经验”的主要做法，建立矛盾调处、联合执法、便民服务三大平台，在建制村设立工作室，在自然村设立工作点，形成了集打击、防控、管理、教育和服务五大功能于一体的海上社会治理体系，被中央综治办誉为“海上枫桥”经验。

　　船舶闯祸，要区分饵料船、运输船等，该由哪个部门处理？

　　成立联合执法中心，避免“九龙治水”

　　2014年2月，三都澳海域发生了一起碰撞事故，事情很简单，但是处理却很棘手。孟澳村村民石进贵乘坐城里村村民陈言相的快艇，从三都城澳往虾尾村方向行驶，在经过孟澳村海域十字航道口时，因视线受阻与连家扬驾驶的从斗帽村往城澳方向行驶的快艇发生碰撞，导致石进贵受伤。

　　事故发生后，三都边防所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协助船主将受伤人员送往宁德治疗，并告知报警人海上碰船事故边防部门没有执法权限，主管部门是海事局和海洋与渔业局。

　　但是，棘手的问题来了，陈言相的肇事船舶该如何定性。如果是饵料船，应当属于海洋与渔业局管辖范畴；如果是从事客运，应由运管部门来管辖；如果是从事个人运输，则是海事部门管辖。陈家的肇事船舶属于“三无”船舶，哪一方都不符合条件，该由哪个部门处理。

　　问题纠结时，矛盾却在不断激化。石进贵多次到三都边防派出所海上警务区要求调解此事，因为石进贵住院一个半月以来，陈言相为其支付医药费1.5万多元后，再也不愿意支付其余医药费了。几经调解，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协议。直到当年9月，在边防所、海事、海上巡回检察室、海上巡回法庭等多部门的努力下，陈言相才再补偿医疗费、误工费、车船费等费用2.51万元。历时7个月，双方握手言和。

　　三都镇党委书记黄尚晃说，石陈二家的矛盾在这片海域很普遍。海域有4000多艘船舶，流动人口5000多人，此外由于海上交易存在供货代理商与搬运工、收货代理商与定点收购养殖户等关系，常因低价收购、恶性竞争等引发治安案件。这些案件涉及部门广、法规多、协调难，如果按照部门条分缕析的治理模式，大家都可管，但是谁都管不好，形成“九龙治水”的尴尬局面，石陈二家的矛盾就是一件典型的案例，海上管海部门职能存在交叉，政出多门，最终只能由多部门协调才解决此事。

　　“与其事后着手弥补，不如事前提早下手。”黄尚晃说。为了解决“九龙治水”问题，2014年蕉城区在三都澳成立联合执法中心，创新海上治安综合治理机制。由三都澳海事处、海洋与渔业局、交通局、安监局、食药监局、人社局等涉海执法单位选派执法力量组成，开展渔政、渔港、渔业船舶和渔业生产安全、水产养殖等涉海综合行政执法，摒弃了各自为政的传统思维，执法中心与边防部门信息共享，由边防部门第一时间处警，对一些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的案件，进行会诊会商。目前，执法中心设置在最靠近海上养殖区的秋竹村，以方便执法。

　　将执法资源整合后，首先对4000多艘无证小型船舶动刀。“这些无证小型船舶有五六个管理单位，管理存在盲点，现在有了联合执法中心，形成了合力，对小型无证船舶统一挂牌，堵住了监管漏洞。”黄尚晃说。

　　记者了解到，去年联合执法中心执法421次，处理了涉海安全、船舶管理和非法营运等案件，还破获其他案件123件。

　　海上社区小矛盾不断，如何维护权益？

　　建立联合调处中心，网格化管理将触角延伸到每个角落

　　三都澳海上社区养殖户有3360余家，水产养殖30多万箱，多为浙江、广东及我省长乐、福清、厦门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在“海上田园”上，因海域归属、滩涂养殖等问题，矛盾多发。而且，海上用工多数为农民工和外来工，文化层次较低，往往抱着临时就业和流动就业的观念，在其权益受侵犯时，不能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有数字表明，去年三都镇调处纠纷总数465件，其中海域使用管理101件，生产经营纠纷36件，劳资纠纷26件，损害纠纷赔偿45件，养殖户无序竞争、雇佣双方纠纷占了绝大多数。如何处理这些纠纷，关系着这片海域的安宁。

　　2014年，三都镇综治、司法、检查、法院等6个部门组建联合调处中心，将海上巡回法庭、检察室、司法所矛盾调解中心统一集中办公，与公安派出所、边防派出所形成“三位一体”的矛盾调处中心，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资源联动，为群众提供多元便捷的纠纷解决方式。同时，又因地制宜成立巡回调解服务船，每周一、四定期在辖区海域送服务上渔排。

　　“我们是市里首家海上巡回检察室，既可带来专业力量，又可监督参加调处的单位，提高解决矛盾的公信力。”海上巡回检察室负责人陈贻坤说，“如何在这片广阔海域早发现问题，是我们的一大难题。去年，镇里借鉴陆地上的网格化模式，将三都岛、城澳半岛、青山岛设立为‘海上枫桥’一级网格，29个建制村(居)设立为二级网格，各村(居)村民小组设立为网格片区。最难的是海上渔排，根据养殖区的规模、位置划分为10个区，区内划组，组内渔排统一编号，实行网格化管理。为了快速反应，还制作了《渔排住户分布图》，标注137条渔排航道的具体位置。这样，群众有诉求，我们都能知道，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依法妥善解决矛盾纠纷。”

　　先坐船，后坐车，再坐船，最后坐车，路程要花2个小时，办事如何更便捷？

　　设海上便民服务中心，成立流动便民服务团

　　三都澳渔排主要集中在青山岛海面，养殖户大多是一家人。对于这里的情况，在此呆了19年的海上修理工杨波很清楚。这里村民要去镇里办点事，如果包快艇到镇里，路程约40分钟，10多海里费用要五六百元。渔民一般都是坐快艇先到秋竹村，然后坐车到礁头，再坐船到三都岛，最后坐车到镇里，少说也要2个小时。

　　从2013年开始，三都镇巧用一条泵船建了便民服务中心。记者看到，泵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办事大厅有两个单元：一个是海上警务区，集海上巡回法庭、海上检察室、海上警务区、海上司法办、海上110、海上120等服务功能于一体，零距离、面对面为群众提供服务；另一个单元是便民服务中心，设立了民政、劳动、计生、气象、医保社保等服务窗口，提供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三都镇纪委书记钟华杰说，该中心每周三集中办公，镇纪委还组建了“海上枫桥”干部作风督查组，确保干部在服务和联系群众中的工作作风和工作纪律。

　　“最大的变化是办事无需出海赶车，到海上便民服务中心办事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孟澳村困难户胡善财说，他今年60多岁，妻子陈言凤是残疾人，长期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孩子长期在外打零工，无暇顾及家中老人，家庭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胡善财仅靠在村里打零工赚点生活费。去年年底，胡善财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被查出患癌症，治疗需要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今年春节前，胡善财来到海上便民服务中心咨询如何办理低保手续，民政窗口工作人员为其详细讲解了相关政策要求，同时对胡善财本人的详细情况进行了登记。随后，镇民政办主任罗传成多次来到村里走访调查，核实情况后，帮助其填写低保申报材料，并收集好办理手续需要的材料。

　　为方便更多不便出行的群众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服务，便民服务中心还成立了流动便民服务团，开展“便民服务赶圩日”，每月在青山、白匏、鸡公山、斗帽和城澳分别组织一次便民服务代办。

　　“多年来，我们一直从辖区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愁什么、烦什么’入手，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到哪里，保障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治安热点在哪里，管理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人民需要在哪里，服务工作就跟进到哪里’的‘三跟进’思路，为维护三都澳海上社区的和谐稳定积极作为。”蕉城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惠明说，为创建“海上枫桥”，蕉城区在工作力量上强化保障，经费投入和平台建设上加大保障，工作运行机制上加以保障。

　　“枫桥经验”的传承革新

　　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枫桥经验”：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1963年11月，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枫桥经验”在全国推行。50多年后，宁德蕉城推陈出新，把“枫桥经验”从陆地搬到了海上，架起了一座“海上枫桥”。

　　“枫桥经验”的要义在哪，一在于发动和依靠群众。全社会积极参与，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方式，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活力源泉。这一点上，“枫桥经验”与现代国家治理的思路一脉相承。宁德“海上枫桥”整合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等资源，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同时引入

　　专业性调解组织，如首次引入海上巡回检察室，有了公信力，而且促进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联动。二在于矛盾解决在基层。联合执法中心、联合调处中心，第一时间介入，纠纷不出村，矛盾不出海，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贵在及时、重在就地。

　　当然，时过境迁，“枫桥经验”遭遇互联网时代，在合作、互通、共享理念下，我们须改变的是封闭、独享的观念。“海上枫桥”在打破部门壁垒、整合资源上，有了新的做法。另外，就是把“枫桥经验”变成了“网上枫桥”，借力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完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提前研判事件发展动态，实现精细管理，这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以信息化为支撑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当然，“海上枫桥”还面临着工作力量整合、技术冲击、保障措施落实等问题。如目前联合执法中心、便民服务中心由于缺人，只能一周上班一次，离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