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校内改革并非简单放权

　 　 编者按： 在教育综合改革的大系统中，高校是一个子系统。一方面，高校期待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简政放权，另一方面，高校自身也面临着简政放权，释放院系活力的改革任务。记者了解到，近期许多高校正在谋划和实施这样的改革。浙江大学目前选定8个院（系）进行综合改革发展试点，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可作为一种案例，供大家分析和讨论。

对话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校内改革并非简单放权

　　浙江大学目前选定8个院（系）进行综合改革发展试点。浙大校长林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学是一个很复杂的机构，各学科特点不同，管理方式和评价方式也应不同，如果用一套管理办法、一套评价体系，很多学科只能削足适履。大学的管理和评价必须与学科多样性和复杂性相适应，要充分调动院系和教师的积极性，这是大学管理的要义，也是此番改革的主旨。

　　 规模大的学校应逐步向分权管理转变

　　 问： 林校长，我们从浙江大学职能部门了解了目前在学校层面正在推进的系列本科教育教学的改革，但要在学校全面推行，仅仅靠本科教育的职能部门是无法完成的。浙江大学有些怎样的举措来增强基层的办学活力？

　　 林建华： 这个问题其实是和大学本质属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大学跟工厂不一样，它本身是一个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学术场所，学生要学习好，要有主动性和创造性，老师要想发展好，也要有这个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大学是一个高度依赖于个体创造性发挥的机构。如果要求老师八小时都坐在一个地方，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要给教师一定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安安心心去思考去创造。

　　前一段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在总结中我写了一个观点：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实际上与大学的本质属性是一致的。办大学就是要调动师生的潜力，如果只有学校的积极性，没有基层组织和老师们的积极性，这个大学是办不好的。办大学本质上讲是营造氛围，要通过制度建设、文化建设，营造能够使师生创造性和潜力充分展现出来氛围。当然，大学有其使命和任务，要通过弘扬和宣传大学崇高的使命和任务，把师生员工凝聚起来。在大学，我们不应当试图统一大家的思想，但一定要统一大家的奋斗目标。如果大学各基层机构和人员，能够在一个宏伟目标下，各显其能，这个学校一定能办好。反之，如果各怀心事，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这个大学难以成事。

　　大学是一个很复杂的机构，各学科特点不同，管理方式和评价方式也应不同，如果用一套管理办法、一套评价体系，很多学科只能削足适履。大学的管理和评价必须与学科多样性和复杂性相适应，要努力使所有师生员工的创造性得以发挥，这是大学管理的要义，也是大学改革的目标。要做到这些，大学必须把管理重心下移，必须发挥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近，浙大正在推进管理重心下移和权力下放，我们希望学部和院系能够根据各自学科特点，制定出相应的管理办法和评价体系，真正调动起基层组织和各类人员的潜力和创造力。当然，权力和资源也意味着责任，只有做到权责统一，才能真正使大家统一在共同的目标之下。这些都将是今后大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内容，我们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问： 此次浙大进行的改革，在校和院系之间权力划分方面是怎样考虑的？

　　 林建华： 目前改革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学校选了8个学院（系）进行试点，学院（系）和学校共同讨论，看哪些事情应该由院系来管，哪些事情应该由学校或者学部来负责。学校从资源管理、队伍建设，以及学科建设、经费划拨等几个方面，努力把权力和责任真正落实到院系。另一方面，学校开始对各院系进行定岗定编，并正在制定院系的学科规划和队伍建设规划，这些规划完成后，学校会把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的责任落实到所有院系。

　　当然，这还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力重心下移。在通常情况下，大学有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是集权管理，另一种是分权管理。美国学校多是分权管理，学院有比较大的自主权，特别是应用型和专业教育为主的学院，其自主权非常大，这种方式鼓励学院主动拓展和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增强办学实力。哈佛、南加州大学等私立大学通常采用分权管理方式。由于州立大学的部分经费由政府拨付，管理可能稍微要集中一些，但总体看，美国学校以分权为主。比较而言，日本和欧洲的大学则比较集权，目前中国大学的管理是高度集权的。对于像浙江大学规模这样大的学校，应该逐步向分权管理转变，这是从根本上调动院系积极性的一种做法，但这会涉及很多体制性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处于过渡阶段，先把部分权责下放，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然后制定进一步下放权责的规划。

　　 问： 分权式管理，会触及学校管理系统的哪些深层问题？

　　 林建华： 分权式管理会带来预算体系的变化，因为事权和财权应当统一。实际上，一些大学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特别是直接与市场相关的学科，像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自主财力比较大，基本实现了院系预算管理。而主要从事常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院系，由于财务拨款体系的原因，各学校都还没有实现院系预算管理。过去国家教育拨款较少，常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是学校贴钱的，现在国家教育拨款增加了，医科生均拔款达到了两万七，工科到了两万二，加上学费，已经与面向市场的教育相差不大了。所以，现在已经具备院系预算条件。

　　几年前，加拿大UBC的校长曾给我讲了个故事，他上任后的一件事是核算各学院的教学工作量，之后他请来商学院院长，告诉他，由于学校和学院分成比例不合理，从学校财务看，办商学院是赔钱的，相反，对学校财务贡献最大的是本科文理学院。因此，学校实际上在用本科教育经费补贴商学院MBA等专业教育，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我相信，随着生均教育拨款增加，中国大学也会出现类似现象。建立合理的院系预算体系，对保障本科和学术型的研究生教育资源，提升学校的学术和教育声誉都是非常重要的。

　　建立合理的核算体系有利于理顺大学的价值取向。例如，大学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与预算管理密切相关的。有一次，我在一个院系调研，当时对大家说，我们的工资都是来自于"教学"，来自于国家的生均拨款，而非"科研"或"社会服务"。当时很多老师都很吃惊。人们误以为，既然大学有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等职能，理应有相应的拨款，但事实并非如此。如能够厘清院系核算体系，建立相应的院系预算，教师自然会把精力放在教学和学生身上，因为这才是院系收入的主要来源。

　　 制度和政策要体现学校使命和价值导向

　　 问： 改革涉及一些制度和政策调整，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导向？

　　 林建华： 我们现行的很多制度和政策或与学校使命和价值相悖，或体现得不充分。例如，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安心教学、安心搞学术，但评价体系中却充满了急功近利；我们希望营造学术至上的氛围，制度中却充斥着官僚主义。又如，在学生管理制度中，我们对作弊行为及其处理做了详细的规定，递纸条、开手机给予的处分条款写得很清楚，但我们制度中并没有阐明这样处理所隐含的价值观：诚信既是大学的精神基石，也是社会人的道德基础。失去了诚信，大学和个人都将失去生存的根基。在我们的制度中，除了具体的规范和条款，如果能有针对性地阐明学校的使命和价值，规章制度就不仅仅起到惩罚作用，还会发挥教育和诫勉作用。

　　在大学制度体系中，有不少含混或灰色的地带。究其根源，也是对大学使命和价值认识不到位。例如，学校是否允许教师自己办公司？最近，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鼓励科技人员创业的政策，而学校的制度都刻意回避，这使教师们有些无所适从。实际上，问题的本质可以归结为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教师作为学校的雇员，不能从事任何与学校利益相冲突的事情。首先，学校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教师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其他任何活动都不应影响教师履行其基本责任。因此，可以通过建立教师备案制度，保障教师履行职责。其次，是对知识产权的判定。对学校而言，知识产权意味着潜在的学术声誉和经济利益，但这些只有当实现经济价值之后，才能转变成现实的声誉和利益。我以为，学校可以把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免费赋予个人，并通过合同方式，规定实现其经济价值后，在声誉和经济上应当给予学校的回报。

　　 问： 学校的使命如何成为每一位教职员工的自觉追求？

　　 林建华 ： 首先，要广泛宣传。大学的使命和价值的描述要简洁清晰、朗朗上口。比如，如果认为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培养人才，核心价值是以师生为本、学术独立、追求卓越等，大家就很容易记得住、看得见、用得上。其次，制度和政策与学校使命和价值要一致，传递的信息要自恰。例如，评价院系和教师的标准要体现学校的使命和价值，通过评价，引导院系和教师去实践学校的使命和价值。第三，资源配置也要体现学校的使命和价值导向。

　　我们现行的很多制度和政策或与学校使命和价值相悖，或体现的不充分。例如，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安心教学、安心搞学术，但评价体系中却充满了急功近利；我们希望营造学术至上的氛围，制度中却充斥着官僚主义。又如，在学生管理制度中，我们对作弊行为及其处理做了详细的规定，递纸条、开手机给予的处分条款写的很清楚，但我们制度中并没有阐明这样处理所隐含的价值观：诚信既是大学的精神基石，也是社会人的道德基础。失去了诚信，大学和个人都将失去生存的根基。在我们制度中，除了具体的规范和条款，如果能有针对性地阐明学校的使命和价值，规章制度就不仅仅起到惩罚作用，还会发挥教育和诫勉作用。

　　在大学制度体系中，有不少含混或灰色的地带。究其根源，也是对大学使命和价值认识不到位。例如，学校是否允许教师自己办公司？最近，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鼓励科技人员创业的政策，而学校的制度都刻意回避，这使教师们有些无所适从。实际上，问题的本质可以归结为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教师作为学校的雇员，不能从事任何与学校利益相冲突的事情。首先，学校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教师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其他任何活动都不应影响教师履行其基本责任。因此，可以通过建立教师备案制度，保障教师履行职责。其次，是对知识产权的判定。对学校而言，知识产权意味着潜在的学术声誉和经济利益，但这些只有当实现经济价值之后，才能转变成现实的声誉和利益。我以为，学校可以把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免费赋予个人，并通过合同方式，规定实现其经济价值后，在声誉和经济上应当给予学校的回报。

　　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学校放权是有边界条件的，一是要保障学校使命和价值，二是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发挥效益。学校进行体制机制综合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在上述边界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基层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单项改革难奏效，必须进行体系性建设

　　 问： 8个学院（系）改革试点，学校放权是主要特征吗？

　　 林建华： 在一定意义上讲，应当说是院系的综合改革试点。一方面，学校把相关的权力、学科建设资源和日常运行经费下到院系；另一方面，也要求院系根据各自的发展目标，推进队伍建设、评价体系建设和教学改革。从学校的角度看，我们希望大家思想要再解放一些，胆子再大一些，真正破解学校面临的发展瓶颈。例如，我们应当根据学科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师评价体系，文科的评价体系显然应不同于理工农医，应用学科也应有别于基础学科。当然，学术评价也有相通之处，就是要更多关注学术本身，而不是它的表现形式。

　　 问： 对浙大这次改革应有怎样的期待？

　　 林建华： 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过去我们常讲的一个现象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折腾一圈，大家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反而是牢骚满腹。当然，也有一些成功的尝试，如一些学校新设立的机构，采用了预算制，把经费使用、人员聘用和薪酬管理都下放给了机构。由于在机构设置之初，就明确了任务和责任，总体看这类机构都比较成功，不仅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成效明显，经费使用和预算执行也比较规范。因此，放权既要与任务和责任相一致，也要与事后监管相配合。在给予院系更大自主权的同时，要明确院系的目标任务，并确定事后评价体系和方式，确保院系恰当地使用权力和资源。

　　从目前情况看，各院系的状况和管理水平的差别很大，学校资源核算方式也不尽完善，因此，我们不要指望所有院系马上都能适应新的管理模式，要有充分的耐心，持续推进，不断修正，才能逐步提高院系的管理水平。事实上，任何制度的形成和完善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例如，美国华尔街金融体系就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开始阶段，各种投机、炒作……甚至诈骗都大行其道，混乱的金融秩序伤害了每个人的利益，经过长期制度建设，才建立了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即使如此，还出现了几年前的金融危机。我们的“放权”改革，也要有心理准备。

　　 问： 作为新任浙大校长，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林建华： 中国大学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复杂的和综合性的，已经超出了只抓一两件事情，就能显著提升学校整体水准和质量的阶段了。因此，分立的项目式的改革已经很难奏效了，必须进行体系性的建设。

　　首先，应当考虑我们的教育体系。要进一步明确浙江大学培养人才的定位和目标，搞清楚我们培养的人有什么特点，如何协调学校各方面资源建设好教育体系，实现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同时，还应当考虑学校的人事体系，如何使浙江大学更有竞争力，真正成为优秀学者向往的学术殿堂；考虑浙江大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研究体系，搞清楚未来学校的学术研究特色是什么，在哪些领域进行重点布局，前沿和交叉学科重点在哪里。当然，还应考虑学校的管理体系、资源配置体系和干部体系，等等。这些体系的建设都不是一个部门能够承担的，需要举全校之力方能实现。如果能够利用三至五年时间完成学校的综合改革，建立起较为完善合理的现代大学体系，学校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就可以步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快车道。

　　大学的综合改革需要系统思维，也需要有耐心。要在整体战略规划指导下，抓住重点，把握改革进程和人们承受能力，分步实施，集小胜为大胜。（记者 李功毅 唐景莉 通讯员 单泠 周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