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中浙：从惠能“变法”看佛教的中国化
陈中浙教授接受采访 程冠军摄
编者按：1956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广东省视察时，对陶铸等省委主要领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们广东省有个惠能，你们知道吗?惠能在哲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他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推到最高峰，要比英国的贝克莱早一千年。你们应该好好看看《坛经》。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能够提出高深的理论，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惠能和禅宗的经典著作《坛经》,其用意在于佛教的中国化。佛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至关重要，为了进一步了解惠能、《坛经》、禅宗以及中国文化等问题，理论网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惠能研究专家陈中浙。
记者：陈教授您好，近年来，您一直潜心研究惠能和其著作《坛经》，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佛教的“禅宗”，以及惠能与禅宗、《坛经》之间的关系。
陈中浙： 何为“禅宗”?在印度，并没有禅宗这一宗派，仅有“禅”这种修行方式。“禅”意译为“思维修”或“静虑”，要求修禅者保持大脑的专一、清净、安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修禅者发挥想象，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对各种现象的本质进行关照，最后达到一种认识现象本质的般若智慧。这种禅的修行方式，在印度古代宗教中相当普遍，其中佛教对它尤为看重。在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中，禅修是最重要的修行法门之一。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从西域来了一名僧人叫达摩，他不仅把印度佛教里这种“禅”的修行方法带到了中国，还对“禅”做了专门的阐释与发挥。后来又经过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几位中国僧人的努力，在唐代初期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讲究“禅定”的佛教思想。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到唐代已经历了600多年，可能是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处久了的缘故，佛教与中国文化在相互磨合中慢慢有了惺惺相惜、相知相契的感觉，而两者的关系也到了需要做出总结的时候。于是有人就借用“禅”的称谓，从中国本土文化的角度，以自己超强的智慧，对传统佛教进行了重大改革与大胆创新，将印度列入的佛教中国化、平民化、现世化，创立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这种宗派与别的宗派不一样，它强调“不立文字”、“顿悟成佛”，即不需要识字，也不需要累世的修行或是钱物的施舍，只要有机缘，马上就可以顿悟成佛。可以说，这是把印度佛教复杂问题简单化，并将其变成一种听了就能懂，学了就能会，会了马上就能用的宗派。这种修行方法得到了很多基层民众的拥护与传播。自禅宗出现之后，当时唐代其他的宗派，像受李世民鼎力支持的玄奘创立的“唯识宗”，以及受武则天大力推荐的“华严宗”等佛教宗派就逐渐衰落，甚至消失了。
中唐以后，禅宗不仅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主流，更远播至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国家与地区。连佛教创始国印度也建有南华禅寺，弘扬中国的禅宗。可以说，在中国或接受中国“禅”文化传播的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禅”甚至成为了“佛教”或者“佛学”的一个同义词。因此，准确地说，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而成的一个宗派，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具体体现。而把佛教成功中国化并创立禅宗的这位具有超强的智慧的人，就是惠能。
惠能在湖北黄梅的五祖弘忍法师那里学佛法，由于其天资聪颖，见解独到，就被老师弘忍禀为六组传人。惠能从他继承衣钵一直到去世为止，基本上都是在广东一带传法。有一次，他在广州光孝寺的一个戒坛上传法，其中一个叫法海的弟子，把惠能的讲法过程及其内容记录了下来，并加了一个总题目——《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简称《坛经》，这就是禅宗的奠基之作。当然，《坛经》里的内容并不都是惠能在这里讲的。由于惠能不识字，讲法时都是大白话，所以《坛经》记录下来的也基本是白话。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钱穆就说《坛经》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