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辉法师：慧思大师留给我们佛教界的三大精神遗产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圣辉法师致辞

佛教在线湖南讯 2015年11月9日，中国南岳衡山第三届千年佛教论坛暨慧思大师诞辰150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在南岳磨镜台隆重开幕。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圣辉法师致辞中说到，“南岳是出祖师的地方。”这是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对南岳佛教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南岳，人杰地灵，高僧辈出。唐代净土宗三祖承远、四祖法照，唐代律宗祖师惠开、华严宗祖师惟劲、宋代禅宗祖师慧洪，都曾在南岳弘法。直至近代，还有明真、巨赞、灵涛、宝生等一批高僧大德住持南岳。特别是慧思、怀让、石头希迁，更是享誉海内外，是千多年来一直受到僧俗敬仰的高僧大德。他们弘法利生的感人事迹，不仅是南岳佛教和湖南佛教的骄傲，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的骄傲。

慧思大师留给我们佛教界第一大精神遗产，就是开创“止观并重”的天台宗风

中国佛教的各大宗派肇端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是中国历代祖师融合印度佛教经典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且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的特点，三论宗重思辨，天台宗重止观，律宗重戒律，华严宗重圆融，禅宗重自心，净土宗重他人。慧思大师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宗师，首先就在于他对于天台宗的奠基之功。在天台宗推崇的“天台九祖”传法系统中，慧思大师虽然是“天台三祖”，但天台宗自慧思开始，在教理上已经基本成型。慧思大师通过苦修研习《妙法莲华经》、《大品般若经》，证悟了“法华三昧”。特别是在南岳传法期间，完成了《诸法无诤三昧法门》、《随自意三昧》、《法华经安乐行义》、《大乘止观法门》等理论著作，将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注重修禅和南方佛教注重修慧的传统结合起来，确立了“定慧双开”与“止观并重”天台教风。道宣在《高僧传》上说：“自江东佛法宏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之后，慧思的弟子智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渐次”、“不定”、“圆顿”三种“止观”法门，从而使天台宗在教理上趋于完善。而注重禅修实践和理论创新也就成了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慧思大师集戒、定、慧三学一体而创的天台教风，在世风浮躁的当今时代，尤其值得我们佛教界认真研究并继承光大。

慧思大师留给我们佛教界的第二大精神遗产，就是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在佛教中就是“末法意识”，就是对佛教的命运怀有深切的危机感。慧思大师生活在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代，切身感受到了末法众生的种种业障。佛陀在《大悲经》中曾提到“正法”、“像法”各一千年，之后便是“末法”时代；而《悲华经》中则提到正法一千年，像法五百年，但在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以后，多数中国佛教徒认为那时已经是五恶、五痛、五烧的“末法”时代。慧思大师从三十多岁开始，因为其创新的讲经说法而多次遭到诸恶比丘及众恶论师的心生忌妒、不满而下毒害命，几至死地而奇迹般的活下来。在艰难困苦的磨难中，慧思大深切感受到了教团内部鱼龙混杂，是非不分的局面，切身感受到了僧人间的堕落与腐败、伪劣比丘横行于世，在国乱法难的危局中萌生了强列的佛教危机感。作为“止观双修、解行并生”的一代高僧，慧思大师固然能为正法开出新气象，却为当时的流俗恶僧所不容，这在中国佛教史上虽非个案，但也不能不让人为之深思、为之痛惜。慧思大师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逆境中愈挫愈勇，百折不挠，发愿精进，成就了人生的传奇。正如他在《立誓愿文》中所说：“应该常念本愿，舍诸有为事，名闻及利养，乃至恶弟子，内外悉应舍。”出于对佛法将灭的深切忧虑，慧思大师后来发心造金字佛经和创宗立说，是他为佛法长留人间的一种尝试。后来慧思大师的弟子静宛在北方刻造山石经，也是慧思大师“末法”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榜样总是蕴含无穷的力量。慧思大师忧法忧教、为法忘躯的慈心悲愿，体现的正是历代祖师“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护教情怀，值得我们广大佛教徒为之景仰效法。而我们要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就要有忧国忧教的情怀！

慧思大师留给我们佛教界的第三大精神遗产，就是严持戒律的自律精神

根据《续高僧传》的记载，慧思大师十五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出家后“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常坐综业，日惟一食”，可见他是一位注重苦行、严持戒律的禅师。在《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中，慧思大师特别强调：“夫欲学一切佛法，先持净戒勤禅定。”“欲求佛道持净戒，专修禅智获神通，能降天魔破外道，能度众生断烦恼。”正是因为以戒为本，慧思大师才能克服艰难险阻，获得神通智慧，降服天魔外道。戒律属“三学”之首，是正法久住的命脉所系，慧思大师的持戒精神在我们今天佛教的道风建设中尤为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