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漳集》是 一部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难得佳作
陈桂炳
2005年春， 漳州 的陈自强先生托人给我送来了他刚出版的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专著《泉漳集》。其时先生正身体欠安，在家休养，但仍没忘记我这位有志于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后学，令我感动不已。是年11月，我和吴幼雄先生到漳州参加第三届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报到后即一起与漳州的郑镛先生去陈自强先生家里看望先生。其后，虽没机会再去看望先生，却是时常惦念着先生，故也时常翻阅先生的《泉漳集》，见书如见人，而每次读后，均有收获。下面就略谈几点拜读先生大作后的心得体会。
一、一拿起《泉漳集》，尚未拜读其高论，对该著作即有珠联璧合之感。
书名“泉漳集”三字，乃著名历史学家、百岁老人叶国庆先生（漳州人）题写，两篇《序言》则分别为 泉州 市泉州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吴幼雄先生和漳州市历史学会会长郑镛先生撰写。叶国庆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教授顾颉刚先生的高足、 厦门 大学德高望重的资深教授、早期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叶先生早在上世纪20年代即开始对 福建 历史文化的研究，尤以闽南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为丰硕，其“早年发表的《福建民族起源的神话》、《福建的婚俗》、《平南十八洞研究》等，被学术界誉为富有开拓性的研究。” ［1］ 两位为《泉漳集》撰写序言的先生,对《泉漳集》作者的学术成就,均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其行文较能体现著作序言之旨趣。吴幼雄先生与陈自强先生私交甚深，而且两家是世交，其父乃闻名中外的宗教石刻研究专家吴文良先生。吴幼雄先生秉承家学，是研究泉州及闽南历史文化的著名学者，任泉州师范学院教授、原历史系主任和泉州学研究所所长。郑镛先生亦是研究漳州及闽南历史文化的名学者，长期在漳州师范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历史系和《漳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的主任，是漳州地区历史学界的挂帅人物，与陈自强先生为忘年知交，被陈自强先生视为“挚友” ［2］ 。我与《泉漳集》一书有关的几位先生均认识：与陈自强先生的认识，始于1983年2月参加在泉州军分区召开的“泉州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其后又在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期间见过面，故得以有机会多次向先生请教；叶国庆先生是我在学习和研究闽南历史文化时十分景仰的学界前贤，1988年9月，我到漳州市委党校参加“漳州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曾有机会见过一面，会上参与研讨的拙作《开漳名宦丁儒》一文亦承蒙错爱，被收入后来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漳州历史与文化论集》，该论文集的序就是叶先生撰写的；吴幼雄先生是我上世纪80年代在泉州师专历史系任教时的系主任，对我学习和研究闽南历史文化的指导和帮助很大，是我的良师益友；郑镛先生是我大学四年住同一宿舍的闽南老乡和在文史哲等方面均有共同语言的学友，毕业后分别在闽南地区的高校工作，一直保持着联系。应该说笔者对这四位先生的学养是有所了解或有相当的了解，因此认为三位为《泉漳集》题签和作序的学者，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了。再加上“本书是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高质量论文集” ［3］ ，因此“珠联璧合”这四个字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在拜读《泉漳集》时的第一个感觉了。而作为《泉漳集》的较早读者之一，把自己的读后感写成一篇小文章，与其他读者交流，亦是合乎情理之事了。
二、之所以称“本书是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高质量论文集”，笔者认为其主要理由之一应是《泉漳集》的作者准确地抓住了闽南文化特色的亮点，即闽南文化的海洋文化内涵。
吴幼雄先生在《泉漳集·序》中对本书的内容作了扼要的归纳：在本书收录的40多篇论文（仅是先生从事闽南历史文化研究丰硕成果的一部分）中，其内容的分类，可包括泉州海外交通史、泉州回族史、赵宋南外宗正司史；漳州海外交通史（特别是月港史）；泉州、漳州历史人物；厦、漳、泉民间信仰；近现代反侵略战争和革命斗争史等几个方面。全书内容丰富，但又有所侧重，如以宋元泉州港和明代漳州月港为中心课题的闽南海外交通贸易史方面的论文就占了20多篇，这显示了作者20多年来研究的主攻方向及其学术水平。目前，闽南文化研究的形势大好，成果累累，研究领域正在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比较，闽南文化的特色应是海洋文化，这已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如厦门大学的何乃川教授在泉州市第八期“刺桐论坛”─—“ 泉州学”研讨会的大会发言时即认为：“海交的发展影响了整个泉州，乃至整个闽南文化，这甚至也是‘闽南学’的核心文化问题，因为刺桐港─—月港─—厦门港的闽南格局就是一条海交文化的路线，这几个港口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整体的局面，这就跟海交史有密切的关系。进一步说，社会方方面面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都跟海交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跟台湾的交往也是海交的一部分。而且海交发达，地方的经济就上来了，海交一蔫，地方的经济就衰退，现代的繁荣就是因为继承了古代海交文化的创新精神。” ［4］ 收入《泉漳集》的40多篇论文，在“目录”中又按相关内容归类，分为六辑，其第一辑的11篇文章基本上可视为“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史”专辑（只有《略论施琅治台方略之得失》一文离本辑的中心课题远些），第二辑的14篇文章都与“漳州海外交通贸易史” 的中心课题有关，且以论述漳州月港为主。陈自强先生治学科学严谨，立论言必有据，其所发表的泉州、漳州海外交通贸易史的论文，多有独到之处。例如，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蒲寿庚之事迹》一书中，根据《宋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擅蕃舶利三十年”的记载，断定“蒲寿庚为提举市舶三十载” ［5］ 。我国史学界也从未有人提出疑问，《辞海·历史分册》“蒲寿庚”条亦记蒲氏“宋末任提举市舶三十年” ［6］ 。陈自强先生根据九日山现存几段宋代祈风石刻的记载，并参照其它有关文献资料，在学术界首次论断“蒲寿庚任提举市舶前后仅七个月” ［7］ ，被视为“对宋元鼎革之际重要人物蒲寿庚研究的一个突破” ［8］ 。又如关于明代漳州月港的研究，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内外学者胡寄馨、菲律乔治等人已有撰文论述。其后史学界几乎无人问津。直至八十年代初，月港才重新进入史学界的视野，并逐渐成为我国古代海外交通贸易史的热点之一，“陈自强先生从中所起的鼓动、联络、组织作用当然功不可没” ［9］ 。而陈自强先生对明代漳州月港研究的更大功劳，则在于他以翔实、可靠资料为依据而作出的令人信服的论断：在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漳州月港“取代泉州港、 福州 港，发展成福建最大的海外贸易港”，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启航港”，“担负着国际航运的使命” ［10］ 。因此，漳州市历史学会会长郑镛先生指出：“就凭月港研究的成果，陈自强先生已让学界对漳州的文史研究刮目相看” ［11］ 。
三、之所以称《泉漳集》是“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难得佳作”，笔者认为除了是因为“本书是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高质量论文集”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与作者个人不同一般的生活工作经历及其学术素养和学术视野有关。
据《泉漳集》一书扉页的“作者简介”，我们获知陈自强先生是泉州市鲤城区人（吴幼雄先生的《序》说的更具体：“世居泉州城南德济门外贸易古街─—聚宝街” ），1952-1958年就读于厦门一中，1962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后分配到漳州一中任教至退休。从70年代末起进行闽南历史文化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1988年评为历史科高级教师，1994年省政府授予特级教师称号。在学术兼职方面，曾任福建省历史学会理事、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会理事、省历史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漳州市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等。现任漳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泉州市历史研究会理事。应该说，在上述兼任的学术职务中，泉州市历史研究会理事一职“最小”，但先生却看得很重，特地要在“作者简介”中写上，这显然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笔者之所以要在这里引述“作者简介”中的有关内容，是因为有感于今天像有先生这样生活和工作经历的闽南历史文化研究者格外难得。漳州师范学院汤漳平教授在《关于闽南文化与开漳圣王文化研究的思考》一文中指出：“闽南文化中不同区域的次元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彼此之间有何异同？”是今天有待我们去探讨的课题之一 ［12］ 。笔者对此颇有同感 ① 。了解闽南文化圈中不同区域的次元文化彼此之间的大同小异及其相互影响与交融，无疑是可以进一步深化闽南文化的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一些地方学者在研究闽南文化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自扫门前雪”的状况，往往表现出“各美其美”有余，而“美人之美”不足（甚至于出现不愿承认客观存在的他“人之美”的个别现象），因此就难以达到“美美与共” ② 的思想境界，这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我们正视的问题。陈自强先生出生于泉州，所以我们称他为泉州人；先生大学毕业后，至今已在漳州工作、生活了近50年，所以我们也不妨称他为漳州人；先生青少年时代还曾在厦门求学与生活过，与厦门亦有缘分。因此，陈自强先生对闽南的泉州、漳州、厦门三地都很有感情，从而在研究闽南文化的学术活动中较不易为地方观念所囿，有利于在学术研究中提出持平之论。例如，作为一位泉州人（是时其父陈盛明先生住在家乡泉州，是该地区文史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参与了成立于1978年8月的泉州历史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并长期担任该会副会长），先生在《泉漳集》的《略论明代漳州月港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充分肯定漳州月港是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我国东南地区海外交通贸易中心，以及当时“海上丝绸之路” （即从中国经马尼拉到美洲）的启航港，同时又进一步指出：“但至今国内某些历史著作在论及明代中后期的海外贸易时，福建只提泉州、福州，而不提漳州月港。这种反常现象令人遗憾”；“有的史家在论述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时，把它的启航港定在泉州，是不妥的”。又如，先生在《泉漳集》的《就泉、漳的差异性谈漳州名城的规划》一文中，对闽南地区的泉州与漳州这两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进行比较时指出：“泉州是中世纪举世闻名的国际海上贸易港……。正因为如此，泉州至今仍然吸引着外国的学者、宗教界人士和许许多多旅游者。应该承认，漳州历史上不曾有过这般举世瞩目的‘光圈’。但是，漳州却不必为没有历史性的‘光圈’而自卑（有人认为“漳州与泉州相比，算不了什么历史文化名城” ）；如果认真考察漳州的历史进程与文人遗存，可以发现在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闽台关系史、华侨史诸方面，漳州都有值得夸耀的‘这一个’，都有令人注目的‘光点’”。如此等等，皆为公允之论。综观目前的闽南文化研究现状，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具有像陈自强先生这样学术素养和学术视野的学者。
（作者系泉州师院泉州学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福建师大硕士研究生导师）
注释：
① 笔者对漳州历史文化的研究，除了本文所提到的《开漳名宦丁儒》一文外，后来又陆续发表了《略论陈元光平“蛮獠啸乱”》、《释如幻与黄道周》、《从陈元光平“蛮獠啸乱”看唐朝前期的民族政策》、《如幻禅师的民族气节浅议》、《陈元光文化在泉州的影响》、《吴真人崇拜形成的原因及其社会作用》、《略谈泉州的陈元光史迹》等文。这些肤浅的研究使我初步体会到：“漳州文化与泉州文化分别为闽南文化圈中不同区域的次元文化，文化特质大同小异，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与交融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相互影响与交融又是历史上闽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
②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见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第36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据说后来费先生又采纳有关人士的建议，将“天下大同”改为“和而不同”（见王铭铭《走在乡土上》第2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从而更贴切地反映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并存的观点。费先生提出的这16个字，是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表达了人对自身的21世纪的美好希望。
参考文献：
［1］娄曾泉、辛土成.笔耕集·后记［A］.叶国庆. 笔耕集［C］.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
［2］陈自强.泉漳集·后记［A］. 陈自强.泉漳集［C］.悉尼：国际华文出版社，2004.
［3］［8］吴幼雄.泉漳集·序［A］. 陈自强.泉漳集［C］.悉尼：国际华文出版社，2004.
［4］李双幼、李元强.泉州市第八期“刺桐论坛”─—“ 泉州学”研讨会召开［J］.泉州学研究通讯，2007，（2）
［5］（日）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之事迹［M］.北京：中华书局，1957.
［6］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历史分册［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7］陈自强.泉漳集.第一辑（“蒲寿庚宋末提举市舶三十年”说考辩）［C］.悉尼：国际华文出版社，2004.
［9］［11］郑镛. 泉漳集·序［A］. 陈自强.泉漳集［C］.悉尼：国际华文出版社，2004.
［10］陈自强.泉漳集.第三辑（略论明代漳州月港的历史地位）［C］.悉尼：国际华文出版社，2004.
［12］汤漳平.关于闽南文化与开漳圣王文化研究的思考［J］.闽台文化交流，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