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并非只是当代议题

　　2014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于当地时间9月23日晚在纽约闭幕。会后发表的文件称，气候变化是当代决定性的问题，遏制气候变化已刻不容缓，必须采取大胆行动以减少碳排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闭幕式上特别呼吁国际社会落实在气候峰会上所作承诺，奋起应对气候挑战。

　　当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是全球共识，但实际上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认识由来已久。日前，历史新闻网（History News Network）刊登了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历史学教授杰里米·L.卡拉东纳（Jeremy L. Caradonna）的文章《气候变化似乎是一个现代关注点，其实不然》（Awareness of Climate Change Seems Like a Modern Preoccupation. It Isn't.）。作者在文中提出，早在18世纪，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及作用。

　　 《论法的精神》蕴含与气候相关的理论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撰写的《论法的精神》是众所周知的启蒙运动时期的著作。该著作是一部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阐述了自然法理论、法和法律定义、法律与政体关系，以及政体分类、各种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等问题。但卡拉东纳提出，该书中有一点未得到人们充分的了解和认识，那就是孟德斯鸠所提出的与气候相关的理论。

　　孟德斯鸠坚信，气候不仅影响国家的法政文化，还影响其形式构成，引导政府形态和性质的深层次原则与“各个国家的气候、土壤的质量，所处位置和面积息息相关”。孟德斯鸠还在解释世界法律与政治制度时常常回归到气候这一“关键要素”。他指出，在很多方面，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气质性格，人们的气质性格又决定他们采用何种法律和政治制度，一个国家需用法律来抵消特定气候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这些与气候相关的解释一部分是由亚里士多德对气候的观点（即世界被分为三大气候带，寒带、温带、热带，人类只能在温带良好地工作运行）派生而出，然而，孟德斯鸠对气候与人类之间关系的强调在本质上是新的观点，并激发了人们对天气模型、气温、微气候等方面的极大兴趣。一直到现在，气候变化越来越多地被提上议事日程，人们已经习惯性地思考气候对人类身心以及土地的影响。

　　 18世纪欧洲人已开始认识气候变化

　　18世纪，欧洲人转向对气候议题的关注并非完全意外，因为这一时期的欧洲人有应对“小冰期”的经验。尽管一些学者认为美洲快速的生态变化加剧甚至导致了大西洋的降温，但北半球这一暂时性降温主要是由于太阳黑子活动的阶段性减少，降低了太阳辐射活动。无论最终原因如何，这一“小冰期”的到来使现代早期的欧洲陷入不稳定的寒冷气温中。寒冷的冬季在很多画作中以艺术形式永久地呈现出来，这些画作描绘了在结冰的运河上的滑冰者（这些运河曾经极少结冰）。此外，许多作物在这一时期由于温度降低而减产。因此，气候问题在当时很难被忽视。

　　更令人意外的是，当时欧洲人不仅开始讨论气候对人类和土地的影响，他们还意识到，人类有着改变气候的能力。18世纪的欧洲人已经认识到，原以为不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气候系统实际上比之前所假定的都要易变和脆弱，单单一个物种，例如人类，就能够改变这个大规模的环境进程。

　　自20世纪70—80年代起，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温室效应”将本可透出地球大气层的热量困住，并导致地球表面平均气温缓慢却稳步的上升。2014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评估报告称：“人类的影响很可能是20世纪中期以来可观测到的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工业革命之前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所占比例约为万分之2.8，而这一比例现在则超过了万分之4。

　　孟德斯鸠和他的信徒们当然对这些现代的测量数据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一些18世纪的观测者已开始观察局部地区的气候变化，并且都受到孟德斯鸠观点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18世纪60—70年代关于欧洲统治者对热带岛屿进行殖民和森林采伐的著作。历史学家理查德·H.格鲁（Richard H. Grove）称，热带岛屿上的殖民者开始重视人类改变当地气候的能力。在热带岛屿上，人们更容易注意到森林的快速消失，及其对气候、本土物种以及当地水文系统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欧洲大陆的人们，热带岛屿上的殖民者更容易察觉到环境的退化。

　　 殖民者的气候认识源于利益考虑

　　在17、18世纪，来自法国、英国、荷兰、葡萄牙等地的殖民者占领了毛里求斯、巴巴多斯、牙买加等诸如此类的岛屿，并希望将这些岛屿改造成农业“摇钱树”。短短几十年中，出于对土地的需求以及对木材的过度消费，这些岛屿中的大多数遭到过度采伐。在这一被美国环境史专家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 （Alfred Crosby）称为“生态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新的动植物以及外国农业方式席卷了这些殖民地，并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其生态。

　　在18世纪中后期，一些奉行改革主义的殖民者试图扭转这些岛屿上被破坏的环境。这些人中很多也反对奴隶制，但他们更多地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他们早期的“环境保护论”很少是源于对殖民地社会福祉的关心。他们开始意识到，大面积采伐森林使岛屿温度升高，气候变得更加干燥；被开垦地区的降雨量似乎有所减少；曾经在山坡森林中湍急而过的溪流很快便干涸，带走了欧洲殖民者在这里赖以生存的重要水资源；山坡上和河岸地带的水土流失淤塞了河道。

　　随着现代早期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当然也是出于殖民利益的考虑，欧洲国家开始制定严厉的法规，来保证对森林的可持续利用。这些法规在18世纪后期实施，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岛屿的气候，并使其更加适宜人类居住和农作。当然，殖民者最终所在意的仍旧是创造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种植园，为其谋利。

　　尽管18世纪关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与我们现在的不同，但卡拉东纳表示，这一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却构成可持续性历史的一部分。如今对气候变化的探讨日益热烈，公众或许有必要认识到，早在18世纪时气候变化就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人类能够也应当积极应对气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