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下“摇钱树”，如何长成大产业？

　　陈吉昌与纪勇惠（左）正在交流树葡萄种植经验。　郑爱国　摄

　　 一棵树葡萄开启新合作

　　去年，对陈吉昌和纪勇惠来说，真是蛮拼的一年。11月，他们刚收获了最新一季的树葡萄，市场价达到每公斤400元；12月底，就有厦门客户从农场购走了一株30年树龄的树葡萄，价格高达12万元。

　　陈吉昌来自台湾云林县，上世纪90年代曾在仙游开办种猪场，当时纪勇惠是其在龙海的猪苗经销商。后来，养殖业因环保问题面临调整，陈吉昌便回到台湾寻找出路。在农业专家的推荐下，种植树葡萄成为了陈吉昌的新选择。

　　2005年，陈吉昌从台湾引进一批树葡萄，将其中300株树苗半卖半送给纪勇惠试种。两年半后，纪勇惠大赚20多万元。这让他们决定深入合作，由陈吉昌提供苗木、资金、技术，纪勇惠负责栽培、管理、开拓市场。2013年，当地工商部门在推广家庭农场时，发现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吉勇模式”，便将其作为行政指导的重要对象，引导其进行登记造册。

　　“当时，树葡萄种植已经初具规模，是闽台农业合作的一个范本，但还需要一个合法的市场主体资格，来形成自己的品牌。”龙海市浮宫工商所副所长洪建辉说。2013年4月24日，龙海市吉勇果蔬闽台合作农场成立。这是我省首家闽台农民合伙农场。

　　在福建农林大学教授何均琳看来，相较于传统的闽台农业合作，这种合伙农场模式具有更强的创新性。“尽管2005年以后，福建开始允许台湾投资者，以个体工商户的形式在福建投资，但仍以台商独资为主。”何均琳认为，两岸农民合作经营农场，可以更好地发挥两地农业优势，引进更多的台湾先进技术、良种和人才，培育大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期待深加工提升附加值

　　事实上，吉勇合作农场的运作模式并不复杂。简单来说，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但在这个过程中，陈吉昌与纪勇惠一直在互动交流，寻找着致富的新路。

　　“最初，我捉摸不透树葡萄的习性，按照老方法施肥，却总是施肥过量。”纪勇惠说，陈吉昌每个月都要来农场几次，指导果树种植，帮助总结经验。如今，他已掌握了种树葡萄的方法，每年3月份、9月份施两次有机肥，确保水分充足，就能保证其长势，农场规模也日益壮大。

　　截至目前，吉勇合作农场总投资额已达2000万元，占地2000亩，10年树龄以上的苗木将近两万株。随着合作渐入佳境，他们又计划着引入深加工技术。

　　“树葡萄深加工前景广阔，可用于酿酒，做饮料、酵素、饼干等，甚至可提取原液生产面膜等化妆品。”纪勇惠表示，台湾在农产品深加工方面经验丰富，技术上已不成问题。如今，以树葡萄为原料制成的各类延伸品已经在台湾上市，而其农场产出的果实，也有相当部分被运往台湾酒厂作为酿酒原料。为此，今年他们计划在龙海建一个树葡萄饮料和红酒加工厂，就地加工树葡萄，生产下游产品。

　　 瓶颈待突破风险需防控

　　不过，吉勇合作农场的发展新路并不平坦。

　　“按照现有规模，我们一年只能酿造十万瓶酒，难以实现大规模生产。”纪勇惠坦言，尽管已掌握深加工技术，但原料供应不足是一大瓶颈，而要保证原料供应，就必须扩大树葡萄种植面积，实现基地化、规模化生产。

　　“这正是合伙农场模式的局限性所在。”何均琳认为，农业是高风险行业，投资回收期长，小农之间的合作，难以实现强强联合。同时，合作双方的依赖程度高，一旦有一方中途退出，或者出现利益分配纠纷，就会形成经营风险。

　　对此，有关人士建议，合伙农场既要有自身的技术、品种优势，还要学会企业化的管理模式，提升资金运作、市场拓展、资源调配等方面的能力，从而增强内在实力。

　　“随着两岸农业合作的日益深入，闽台农民的合作方式亦在不断创新。”对于如何防控风险，何均琳建议，合作各方应充分了解大陆和台湾方面的政策规定，对合伙人的实力和诚信状况进行审查，订立合理的财务制度，并在后续经营中建立互信互利的关系。

　　尽管面对着各种挑战，但陈吉昌与纪勇惠依然决定把这条路走下去。“目前，已有不少商家前来洽谈树葡萄加工事宜，还有几位台农联系我，希望展开多元合作，相信今后会有更多领域、更大规模的合作。”纪勇惠说。

　　本报记者　张辉通讯员　郑爱国　黄国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