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敢问官员尖锐问题是因为环境改善了很多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柳传志七十不惑

　　七十岁的柳传志，三十岁的联想，加在一起整整一百岁。

　　他一度信奉平均主义，饿着肚子一个月捐献一斤粮票，以为这样就能共同富裕。而此刻他创办的公司，所推出的从掌上电脑、智能手机、到南美进口樱桃，无一不在引导、迎合整个社会的消费主义热潮；他创业初衷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眼下这家公司的兴衰已经直接影响到从中国到美国，数个国家六万多雇员的生计。

　　七十岁的柳传志，满腹故事，一身经验。他的沉稳与智慧，帮助他一次次避开了政治与市场的激流险滩，他被看作是过去三十年间最出色的企业家代表。一个国家的变迁，一家公司的成长，一个个体命运的辗转，都在柳传志身上得以集中体现。他的经历中，镌刻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完整年轮。

　　理想与道路、价值观与方法论、产业报国与世界五百强，他曾经坚持的、改变的、盼望的，所有这一切，你问这个七十岁的长者一一经历后，此刻感受如何？

　　人生七十古来稀，柳传志却越活越犀利。

　　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约定专访的这天上午，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刚刚在绿公司2014年年会上主持了大会全会“改变的年代：现实与远见”。头一天，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和他打赌：“明天的会上，你不会问很尖锐的问题。”结果大大出乎预料。

　　“今天上午的会你也听到了，你说，我问得够不够尖锐？比你们记者还尖锐吧？”柳传志的不服气里，透露些许孩童赢得游戏般的自得。出席这次大会的演讲嘉宾，不是政府官员，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官方智库的专家。柳传志抛出的问题，没有一个是“抬轿子”的。

　　“假如向政府某一项工程投了标，而这个标对您的企业很重要，但是遇到了索贿的问题，您将怎么做？”听完了柳传志的问题后，原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思考了十几秒后才开口。

　　“您做发言人做了这么长时间，(政府)要求您表达的观点和您内心自身的观点，是不是总是完全一致？有没有很大矛盾的时候？您怎么处理？”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听到柳传志的问题后，第一反应是“太尖锐了！”

　　“中小企业到南宁来投资求发展，万一遇到了不公正待遇，比如吃拿卡要或者是拖延、效率很低的情况，您给他们出三招，他们应该怎么办？”还没等到中共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回答，台下已是掌声迭起。

　　“为什么现在敢说了”

　　此刻的柳传志，身着黑西服、蓝领带，不怒自威。

　　“我今天之所以敢问官员这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之所以敢说心里的话，是因为现在的环境还是改善了很多，而政府也正在切实地推进一些事情。”

　　联想刚成立时，由于没能拿到政府的计算机生产批文，柳传志只能把工厂开到香港，后来由于香港地皮贵、人工贵，实在扛不住了，辗转拿到批文，1988年，柳传志又把工厂迁回内地，但关键零部件仍需借道香港进口。

　　“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地方海关的人，挨了一个很重的处罚，心里不服气，那时我们还是不谙世事，到海关总署去告状。后来总署也派人来调查，了解了真实情况后，没有给我们处罚，这听起来好像是没事了。”

　　没过几天，当载有联想零部件的卡车入关时，每一辆都被要求检查。那时海关边境口岸并不多，每天早上，口岸上等待入关的大卡车，一排就是好几公里，“检查完了以后就让车重新排队。”

　　今天这么折腾一次，明天再折腾一次，工厂的流水线时开时停，生产进度完全赶不上趟。经过好多天的连续盘查后，柳传志突然意识到，“这个地就是待不下去了。”不久，柳传志决定把工厂搬到了广东惠州。

　　2000年前后，国家审计署曾经对联想开展审计，从香港的公司到广东的生产基地，查了半年多，最后没有查出问题。此后，再和审计署的工作人员打起交道来，柳传志发现他们“态度温和多了。”

　　如今，联想的业务已遍布中国各个省份和全球190多个国家，柳传志和联想也成为各地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对象。

　　2013年，在一群企业家的小范围聚会中，大家讨论“抱团跨境投资”话题时，柳传志表达了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强调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从国内看如此，从欧美看也一样；二是企业家的态度，最重要的是聚焦、专注。”柳传志对在座的企业家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柳传志的这番表态，随即被截取出来发布到了公共平台上，并引发了一番讨论。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说：“企业家是弱势群体，管不了天下。”任志强则在新浪微博上写道：“‘在商言商’就是一种政治表态。我认为，政治不管你‘言不言’它都在你身边。”

　　后来，柳传志对当初的这段话，做了一番补充解释：“‘商’字本身就包含了作为一个商人对社会应该作出的贡献，绝对没有逃避社会责任的意思。作为企业家，我们更多的是要做实事，比如把企业做得更大、招收更多雇员为社会解决就业、让雇员享受更好的待遇、多做一些公益活动、将社会风气带动得更好。”柳传志说。

　　柳传志曾先后担任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今年“两会”上，柳传志提出的建议主要关注食品安全及土地确权，“当土地相对分散时，建立可追溯的农业体系会很困难。当政府决定土地可以流转集中时，这事就具备了运作的条件：农业技术能够被普遍采用，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可以进行控制，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保证食品的安全。”

　　尽管有丰富的参政议政经验，柳传志还是觉得，“如果让我宏观地议论其他方面的事，一是我并没有这样的能力，二来这更是一种不负责任。联想自然有社会责任，诚信经商，做个好人，我从来不说违心话。”

　　采访中，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再次问及当年那场在商言商的论争时，柳传志说：“商业本身就是在商言商，但它又会联系到很多政治问题。我说过在商言商，但没有说过不问政治。”

　　在4月21日的会议上，面对柳传志的问题，官员们的回答没有躲闪。

　　龙永图说，过去面对官员索贿，他可能选择放弃或行贿，但现在毫无疑问要斗争，“现在中国的纪检监察部门已经开始来真的了。”

　　赵启正表示，他的原则就是“不能说谎”，并举了如何回答外媒关于奥运场馆运营的盈亏问题的例子。

　　余远辉则直接向台下企业家表态：“如出现不公正待遇，建议企业向直接的有关部门反映，有关部门肯定会在十天之内给大家协商，达成一个结果。如果还不满意答复的结果，可以请企业向市委市政府的督查室反映，我们在一周之间将派出调查组解决问题。如果还解决不了，请他向我和市长反映，我和市长一定会给出一个公正、合理、满意的结果。

　　“你看，我问得尖锐，官员们也答得坦诚。”柳传志说，“作为企业家，你可以接触政治多，也可以接触政治少。如果要保护自己，觉得不安全的时候，要少接触一些，少谈一些。”

　　多年来，柳传志既不评论政府，也很少抱怨环境，更没有试图进行商业之外的改革突破。“不做改革的牺牲者，这句话很重要的，你要弄清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不能不行的时候强行去改造环境，那一定会头破血流。1984年和我同时起步办公司的有好多出名的人物，好多出名的企业家，但今天还在位的不多了。这些人其中有相当一批是没有把这个问题把握好。要想把事情做好，就要审时度势，要拐大弯。”

　　“30年之前是什么样子，你们根本不知道”

　　柳传志生于1944年，美国商业周刊曾称他是“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