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超越机会平等的观念,更多强调“条件平等”

11.10.2014  13:11

  最近,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引发经济学界和理论界广泛关注。该书英文版于2014年2月出版后,至今销量就超过50万册,成为亚马逊网站的最佳畅销书,也成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101年以来最畅销书。

  通览全书后,其表述的“事实”部分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根深蒂固,不但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解决,反而有不断累积的趋势;究其原因,仍然可在当年马克思研究过的劳动与资本关系中寻找,劳动在分配中相对份额不断降低,而资本利得不断增加。对此,因为作者应用了大量无可辩驳的数据,因而即使是最为挑剔的右翼经济学家,也承认作者讲得有道理。

  但书中提出的对策是最引起争议的。皮凯蒂认为,要改变这一状况,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社会保障与福利国家制度,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必须靠各国联合起来实行累进式财产税,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高到80%左右!

  皮凯蒂为何会提出这样单纯而“激进”的“再分配政策”?这是有其背景的。

  在皮凯蒂之前,关于如何促进平等问题,经济学家对机会平等强调得比较多。在他们看来,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之所以较为突出,是因为垄断、腐败等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使然。也因此,为了实现机会平等,这些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主张政府应该更彻底地从市场中退出,让自由市场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保证每个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都能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其梦想。

  再后来,经济学家意识到,单纯的市场竞争也不可能缩小财富分配差距,因为每个人的“起点”并不公平:有些人生来禀赋较差,家庭条件也不好;而有些人不仅先天禀赋好,而且“一生下来嘴里就含着金汤匙”。这样,把他们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的结果还是不公平。基于这种认识,经济学家认识到,要实现真正的“机会公平”,政府的公共政策还是要发挥作用,就是“通过全面的改革措施来消除阻碍机会平等的各种障碍”。这些改革涉及的内容包括了“公正对待土著居民、保护妇女权益、推广全民教育、进行城市改革、赋予每个人平等选举权以及建立福利制度等等”。

  但是,正如皮凯蒂以及更早的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福格尔等人发现的那样:“机会平等”能够发挥平抑贫富分化作用的时代,仅仅在农业社会或以手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而当历史进入现代资本主义,“机会平等”原则就不适用了。新技术及更广阔的市场促进了企业规模的扩大。这时,因为处女地早已开发完毕,地价变得非常昂贵,任何人如果没有一笔“原始积累”,“再也无法期待通过努力劳动来创建自己的企业了”。同时,产业工人如果不接受相对工资低这一不公平待遇,“再也不能够轻易地通过逃往农村来回避悲惨的现实了”。也就是说,“个人无法有效地向大公司提出挑战”。因此,皮凯蒂及福格尔得出结论认为,“机会平等”不仅是一句空话,而且意味着“财富的世袭制”:穷人的后代恒穷,富人的后代愈富。也就是我们讲的进入了财富“拼爹时代”。

  在此背景下,要改变财富不公平分配现状,包括皮凯蒂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要“条件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为了实现条件平等,政府出台的改革计划就是: 一方面,要“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将富人的收入重新分配给穷人”,同时,还要“对大企业进行管理;保护工人组建工会和参与罢工的权利,提高工资水平”。

  比较“机会平等”与“条件平等”,我们不难发现,机会平等更多是强调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平等,而条件平等则更多直接强调经济平等;机会平等也因此更多涉及到社会与政治改革,而经济平等则涉及到政府再分配政策。

  梳理现代西方学者从强调“机会平等”到强调“条件平等”,对中国也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在我们国家,个人努力在改善个人处境中的作用也已经很有限。再勤劳的农民以及街道上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清洁工,他们的所得甚至都无法保证看得起大病、供得起子孙上大学;而某些富二代这少爷那公子的,常见的是“先拿老爹几个亿练练手”。鉴于此,我们也必须超越机会平等的观念,更多强调“条件平等”,使政府和全社会在缩小贫富鸿沟中更有作为。

  卢周来(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