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超越机会平等的观念，更多强调“条件平等”

　　最近，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引发经济学界和理论界广泛关注。该书英文版于2014年2月出版后，至今销量就超过50万册，成为亚马逊网站的最佳畅销书，也成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101年以来最畅销书。

　　通览全书后，其表述的“事实”部分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根深蒂固，不但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解决，反而有不断累积的趋势；究其原因，仍然可在当年马克思研究过的劳动与资本关系中寻找，劳动在分配中相对份额不断降低，而资本利得不断增加。对此，因为作者应用了大量无可辩驳的数据，因而即使是最为挑剔的右翼经济学家，也承认作者讲得有道理。

　　但书中提出的对策是最引起争议的。皮凯蒂认为，要改变这一状况，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社会保障与福利国家制度，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必须靠各国联合起来实行累进式财产税，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高到80%左右！

　　皮凯蒂为何会提出这样单纯而“激进”的“再分配政策”？这是有其背景的。

　　在皮凯蒂之前，关于如何促进平等问题，经济学家对机会平等强调得比较多。在他们看来，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之所以较为突出，是因为垄断、腐败等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使然。也因此，为了实现机会平等，这些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主张政府应该更彻底地从市场中退出，让自由市场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保证每个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都能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其梦想。

　　再后来，经济学家意识到，单纯的市场竞争也不可能缩小财富分配差距，因为每个人的“起点”并不公平：有些人生来禀赋较差，家庭条件也不好；而有些人不仅先天禀赋好，而且“一生下来嘴里就含着金汤匙”。这样，把他们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的结果还是不公平。基于这种认识，经济学家认识到，要实现真正的“机会公平”，政府的公共政策还是要发挥作用，就是“通过全面的改革措施来消除阻碍机会平等的各种障碍”。这些改革涉及的内容包括了“公正对待土著居民、保护妇女权益、推广全民教育、进行城市改革、赋予每个人平等选举权以及建立福利制度等等”。

　　但是，正如皮凯蒂以及更早的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福格尔等人发现的那样：“机会平等”能够发挥平抑贫富分化作用的时代，仅仅在农业社会或以手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而当历史进入现代资本主义，“机会平等”原则就不适用了。新技术及更广阔的市场促进了企业规模的扩大。这时，因为处女地早已开发完毕，地价变得非常昂贵，任何人如果没有一笔“原始积累”，“再也无法期待通过努力劳动来创建自己的企业了”。同时，产业工人如果不接受相对工资低这一不公平待遇，“再也不能够轻易地通过逃往农村来回避悲惨的现实了”。也就是说，“个人无法有效地向大公司提出挑战”。因此，皮凯蒂及福格尔得出结论认为，“机会平等”不仅是一句空话，而且意味着“财富的世袭制”：穷人的后代恒穷，富人的后代愈富。也就是我们讲的进入了财富“拼爹时代”。

　　在此背景下，要改变财富不公平分配现状，包括皮凯蒂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要“条件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为了实现条件平等，政府出台的改革计划就是： 一方面，要“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将富人的收入重新分配给穷人”，同时，还要“对大企业进行管理；保护工人组建工会和参与罢工的权利，提高工资水平”。

　　比较“机会平等”与“条件平等”，我们不难发现，机会平等更多是强调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平等，而条件平等则更多直接强调经济平等；机会平等也因此更多涉及到社会与政治改革，而经济平等则涉及到政府再分配政策。

　　梳理现代西方学者从强调“机会平等”到强调“条件平等”，对中国也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在我们国家，个人努力在改善个人处境中的作用也已经很有限。再勤劳的农民以及街道上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清洁工，他们的所得甚至都无法保证看得起大病、供得起子孙上大学；而某些富二代这少爷那公子的，常见的是“先拿老爹几个亿练练手”。鉴于此，我们也必须超越机会平等的观念，更多强调“条件平等”，使政府和全社会在缩小贫富鸿沟中更有作为。

　　卢周来(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