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佛学智慧是中国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部分

【核心提示】学界的客观研究成果有助于提升佛教文化品位，增加其理性成分，减少盲目性、极端性、狂热性，真正把握智慧、道德和利他精神。学者与信众互动也有助于整个佛教健康良性地发展，促进宗教学术的研究，增强学界研究的责任感、使命感，丰富宗教学的内涵，在相互理解中促进彼此和谐，推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

方立天，1933年生于浙江永康，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助教、讲师，1984年经教育部特批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主要从事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佛教哲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主要著述有10卷12册《方立天文集》，分别为《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法藏与〈金师子章〉》、《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等。

在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中，印度佛教自东传以来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学者的哲学思考。佛教对于中国文化有什么意义？中国佛学形成了哪些特有的品格？近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著名佛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方立天教授。

毕生与佛教佛学结缘

记      者： 相对其他领域而言，佛学研究比较冷僻，您是怎样走上这条研究之路的？

方立天： 我选择佛学研究有感性和理性的原因；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是众多因缘条件的结果。在北大的学习提高了我对佛教的理性认识。通过冯友兰、任继愈先生的课，以及阅读典籍，我了解到佛教是思想广博、深奥的体系，既是宗教，又是内涵丰富的哲学，从而萌生兴趣，也改变了思维方式。

研究佛教还与我个人的幼年生活经历有关。我母亲崇信佛教，又因很多子女夭折，所以格外保护我的生命。我出生时，母亲专门住在一个名叫“观音塘下”的小山村里待产，还把我的小名“观生”写在纸上，贴在村里关帝庙中的神像背后。由于这些缘故，我内心并不排斥佛教，反而有亲近的感觉。浙江是佛教大省，受禅宗和天台宗的影响很大，在集市上替人看病、买药的村医常是和尚。佛教治病救人、解除痛苦的行为令我印象深刻。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有了研究佛教的平台。人大的教研室规定老师不仅应在教学上通讲中国哲学史，还应分时间段对其进行研究。开会的时候，因为我发言较晚，先秦、两汉、宋明到近代都已有人报名研究，所以我准备从无人研究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入手。这个时期儒释道并行，起初本想在研究中兼顾三者，但精力有限，最终决定主攻最难的佛教。从此，我毕生便与佛教结缘。

记      者： 汤用彤、任继愈等前辈均对中国佛学史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您认为自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方立天： 首先我无论是治学方向还是目标，都师承了北大学脉的传统。胡适、汤用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和石峻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和演变，我深受他们的影响，也从这个角度展开研究。在这个学术系统中，我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重视佛教的中国化研究，即自从印度传入后，如何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实际相结合并发生变化。二是思考佛学研究和讲授如何才能通俗易懂，如何用现代语言表述，如何采用现代方法研究现代问题。三是我多年来总感觉中国哲学史课程中佛教的内容讲得不充分，所以研究佛教时有一个心愿，即深入探讨中国的而非印度佛教哲学的内容。我认为，应对历史上中国佛教思想家的成果加以整理，使其系统化。我的努力也集中在这些方面，形成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三部书，做了些为学术添砖加瓦的工作。

典籍整理是佛学研究的基础

记者： 佛学文献可谓浩如烟海，您多年来致力于相关文献的整理工作，对现代学术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能谈谈您所主持的相关工作细节和新进展吗？

方立天： 典籍是佛教传承的载体，它的整理工作非常重要，也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我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一些同行合编了一套《中国佛教思想史资料选编》，对中国僧人与佛教徒的著作择其要者加以标点。这套书具有比较大的思想史资料意义。二是我自己校点了华严宗法藏的《金师子章》，作为他向武则天说法的内容，虽然篇幅不大，却具有重要意义。我从版本、标点、对勘、注释、经义和评述等六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整理，编撰成《华严金狮子章校释》一书，得到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的欣赏，并亲自为之撰写书评加以介绍。此后就很少介入具体的典籍整理工作，更多的是帮助和扶持年轻人做相关工作。

记      者 ：《大正藏》和《中华大藏经》是以往较为全面的汉语佛学文献总集中的代表。随着敦煌遗书的发现和近年来文献整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要在文献方面拾遗补缺，您认为未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方立天： 首先，目前古籍数量还在减少，应对其进行保护。如北宋“开宝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木刻的《大藏经》，本有数千卷，印量也较大，且曾分赠给周边的佛教国家，但目前全世界仅剩十余卷，目前古籍的保存环境还不太理想，因此保护古籍非常重要。其次，仍然缺少完整的中国佛教典籍著作目录。对汉文写本和刻本佛典的整理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另外，从海外搜集佛典也很重要，如日本保存了大量典籍，但也还没有相关的总目，应对这部分资源加以利用。南传佛教典籍也值得重视，东南亚佛教与我国云南等地流行的上座部佛教属于同一系统，也能提供重要的资料。整理是为了使用，因此对佛教典籍，特别是重点典籍加以现代整理是努力的方向。此外，还要加强对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

记      者： 除了佛学原典，您也高度关注历史上重要的研究性文献，这些成果对今天学者研究佛学思想有哪些意义？

方立天： 历史上的研究性著作，如《三论玄义》和近现代一些学者型佛教徒的著作对当下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些资料反映了中国佛学思想发展的脉络、过程，在事实考辨、思想观点和方法层面都有参照作用。相关研究可分为教内人士和教外学者著作。近现代佛学研究中，汤用彤影响巨大，他考证修改了许多佛教史上的重要观点，提出的“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的方法仍很重要。我也曾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绪论”中阐述了该思想。

佛教思想广度和深度可能超越儒道

记      者： 佛学虽然来自印度，但经过漫长的本土化过程，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部分。从整体上看，研究佛学史对思考中国思想史有什么价值？从更大的文化接触史范围来说，对思考不同文化相互接触、融通的历史又有什么意义和可资借鉴之处？

方立天：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中国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和成功范例。现在中国人很少有把佛教视为外来的，印度佛教思想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思想史方面，我认为佛教的思想广度和深度可能超过儒、道家学说。因为佛教是中印两大文明中佛教精英创造的结果，体系庞大，对问题的思考也很深入。比如，佛教讲三千大千世界，就很接近现代所谓的世界无限性。从微观上讲，佛教还认为事物无限可分。在人生的思考方面，佛教也与儒、道不同，儒家关注现实人生，而道家关注人生的无限延续，得道成仙，佛教则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之说。佛教在理论上更有深度。人有现实生命，但其未来的走向，是人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在认识论上，佛教强调直觉思维，如禅宗这方面的思维就比其他的中国哲学更充分和丰富。另外，如唯识学，将人的意识分为多个层次，提出末那识、阿赖耶识，甚至还有更微妙的第九识，这种细腻与深入值得我们思考。此外，佛教还有自己的心性学、因明学，从整体上讲，佛教的思想体系更为广博和深入。

如果没有佛教，中国的思想可能会单调很多。从文化接触的角度看，佛教入华后，与儒、道教交涉磨合，三大文化形态都出现了深刻变化。例如，佛学的很多理念对儒学构成一种启示，特别是华严禅，如宗密等人结合了禅法与华严思想，探讨理和事、理和心的关系，其理论结果在根本概念和思维方式上影响了儒家宋明理学的思考，并形成了如王阳明心学这样的结果。不同文化的接触，依然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渠道。目前我们面临着文化转型与调整，通过中西比较而综合创新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