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上海自贸区改变了什么？

当我们要求自贸区提供更多涉及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可复制和推广的创新措施时，首先要问的是，法律给这些改革足够的空间没？

　　当我们要求自贸区提供更多涉及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可复制和推广的创新措施时，首先要问的是，法律给这些改革足够的空间没？

　　再过几天，就是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周年了。此时，有必要对过去一年的表现进行评价。自贸区是否顺利运转，不仅有关自贸区本身，也有关今后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

　　工商登记和负面清单是可推广经验

　　那么，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自贸区到底给全国提供了哪些可复制和推广的经验？从目前来看，最明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试点，采取了注册资本认缴制、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和统一营业执照样式。工商登记制度在自贸区实施后，不久就被国务院认可。2014年2月7日，国务院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工商登记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对《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作了修改。

　　这一改革的效果显而易见，今年1月至8月，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5.75%；新增注册资本（金）同比增长66.7%。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成为吸纳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工商注册更加便利，也降低了企业设立的资金成本。

　　其次，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一个国家禁止外资进入或限定外资比例的行业清单。在这份清单上，国家明确开列不予外商投资或有限制要求的领域。

　　负面清单之所以被很多国家推崇，最为主要的一个特征是体现了“法无禁止则自由”的原则，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事，企业和个人就可以做。在国际上，负面清单专门针对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很少对国内企业采用。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法无禁止则自由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是在中国，由于政府和市场的界限长期不清，因此负面清单也适用于国内企业。于是，负面清单不仅仅成为一个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业准入目录，更是成为国务院自上而下主导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载体。

　　金融和创新还未能让外界眼前一亮

　　实际上，这些能够取得成功的试验中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相关事务在中央只涉及一个部委，如商事登记改革归属于国家工商管理总局，而负面清单则是属于商务部的事务。二是被改革对象只涉及程序性事务，而没有实体性权益。相反，那些涉及多部委、有关实体性利益的试验则没有那么顺利，这可以从有关金融开放创新中窥见一斑。

　　在自贸区挂牌之后，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都对自贸区金融体制改革寄予厚望，甚至认为金融国际化和金融体制改革创新是自贸区最重要的使命。但是到目前为止自贸区内的金融开放和创新并未能让外界眼前一亮。这其中当然有时间因素，一年不到时间内要出现实体性效果也是过于求快，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这方面的利益难以协调——不仅有很多实体性权益问题，更重要的是事关多个部委，需要更多的沟通和协调成本。

　　就此而言，当我们要求自贸区提供更多涉及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可复制、推广的创新措施时，首先要问的是，法律给这些改革足够的空间没？自贸区的创新和开放，归根结底 还是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早在一年前中央政府就多次强调，自贸区不是“政策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