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专家：用断崖式降级阻止失职官员“悄然复出”
8月12日，“一朝回到解放前”，对副厅级官员蒙志鹏并不是虚言。
当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通报，自治区纪委对阿克苏地委原委员、常务副专员蒙志鹏对他人行贿作出处分：开除党籍、行政撤职，职级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
遭遇级别“跳水”的，不仅他一人。
就在今年6月，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从副省级连降七级到科级；7月，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连降四级，担任“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断崖式降级”，成为形容这种行政体系反腐举措的新兴词汇。在我国反腐进程中，它意味着什么？就此，有关专家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给出了权威解读。
不给那些“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庸官可乘之机
《公务员法》第56条规定，公务员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公务员一旦违反《公务员法》，将根据其违纪情节的轻重给予相应的处分，是一种正常的行为。
如何看待官员“断崖式降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周汉华认为，这种“断崖式降级”，是一种是“纪律处分上的进步”。
“过去处分官员，长期使用撤职和开除。而其他手段，如警告、记过、降级，使用得非常少。这就给了那些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或者居其位不谋其政的庸官可乘之机。因为这些官员的情节，构不上撤职和开除。所以，实行多种纪律手段，有利于调动不同层级公务员的积极性。”周汉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盘点，2010年至今，至少有20起负面案件中，官员是被降级处分，而非免职。
其中，跨级别的“断崖式降级”，共有6起。
除去今年落马的3名官员，较为典型的是副省级干部付晓光。
2013年12月，中央纪委对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通报，付晓光首当其冲。
付晓光系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而受到通报的。中央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中央批准，给予付晓光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按程序免去其黑龙江省政府亚布力度假区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职务，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
付晓光当时已61岁，达到相关退休年龄，降级主要影响的是他退休后的待遇。但对于46岁的蒙志鹏而言，这一降级处分的“含金量”则更大。
生于1955年的赵智勇、张田欣，被降级时均为59岁，被指为倒在“退休前捞一把”的官员“59岁现象”之下。
“‘断崖式降级’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
除《公务员法》规定的6种处分办法以外，还有一种“免职”的非正式处理办法。
“免职是一种非正式的处罚方式，并不是《公务员法》规定的处分手段。”周汉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免职不是一种处分，更多情况下是一种政治责任。所以，官员免职后再复出，就成了一个正常现象。”
如2005年1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但仅1年后就进入国家发改委任职。
2008年因“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被免职或辞职的三名官员，均在沉寂后复出。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2009年12月出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被免职的石家庄市原市长冀纯堂，2011年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河北省委原常委、石家庄市委原书记吴显国，2013年任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在网络舆论场中，被免官员的复出并不“招人待见”。周汉华说：“曾经有过重大失误的官员再次复出，从政治伦理、政治道德层面，是有违老百姓情感的。”
“‘断崖式降级’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院长王选辉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对官员而言，级别非常重要。免职仅仅免掉官员的职务，但他的级别没有变动，因此，权力、待遇等都没有变化。所以，如果有机会，复出就成了一种常见的情况。”王选辉说。
“但降级与免职有本质区别。”王选辉指出，“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他只有从头开始，就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原先的级别。”
从反腐历史上看，我国有“官当”一说。
专家解释，所谓“官当”，即在古代社会，级别高的官员一旦触及法律，可以根据其官职大小，折抵一定的刑事责任追究。而周永康的落马，被认为打破了所谓“刑不上常委”的传言。
对于“断崖式降级”，有公众质疑：这种组织程序内部的处罚，是否会成为“官当”的“历史再现”——以行政处分代替刑事责任？
对此，王学辉认为，公务员违纪后所承担的责任，应当与其行为相应，其违纪行为的性质，决定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如果官员犯罪，仅作降级处理，这个是不够的。构成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关键在于官员行为的性质。”王学辉说。
目前，蒙志鹏因行贿，已被立案调查。多名专家指出，一旦证明其行贿罪名成立，则刑事责任无法避免。在刑事处罚之前，对其进行行政处分，可谓是“更加严格”。
周汉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如果构成犯罪，就会丧失当公务员的资格，不仅是降级处分的问题。在有重大嫌疑的情况下降级使用，这种行为慎重、稳妥。”
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旭涛教授认为，在司法调查不明确之前，按照行政责任进行处分，符合实际情况。
“在确定干部违反党纪政纪的情况下，可以给予处分。但移交司法机关则有一个程序。调查取证，提起诉讼，这个过程耗时相对较长。两者在确定证据方面所需的时间不一样，司法程序更慢一些。所以这样做是合理的。”刘旭涛说。
多名专家认为，公众对“断崖式降级”的泛化质疑，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其原因，一部分在于“政府部门信息披露的模糊和不足”。
例如，7月12日，中组部通报，“张田欣因涉嫌违纪，中央已免去其云南省委常委、委员职务”。7月16日，对张田欣的调查结果显示，“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
多名专家认为，如果有关部门公布相关违纪干部造成国有资产损失、谋取私利的数额，将会有助于消除民众疑问。
刘旭涛表示，有关部门对官员违纪行为的公布有必要加大透明度。
“应当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加强信息主动披露。有关部门应当明确解释，官员到底如何违纪，并且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规，明确官员违反的是哪部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刘旭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