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委员“三问”财政部官员

　　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这两天成了政协教育界小组会上的“明星”。

　　3月5日，赵路就来到位于北京会议中心的教育组讨论会场，5日半天加上6日一个整天，他把教育界的3个组跑了一遍。委员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对话财政部官员的好时机，一个个关于教育经费的问题向赵路抛过去。

　　地方财力不足教育咋办？

　　转移支付优先保障教育

　　在教育界42组的讨论会场，全国政协委员李东福拿起话筒，向赵路提出了一个紧迫的“化债”问题：“全国普通高中负债在1600亿元至2000亿元，现在提出加快普及高中教育，中央财政能否帮助各级政府化解普通高中债务？”

　　赵路并未直接回应，他首先给委员们算了一笔账：2009年时，全国公共财政教育预算支出不到1.1万亿元，而2015年全国公共财政预算的执行数超过2.6万亿元，6年时间，净增了近1.6万亿元。“净增了这么大的数，应当说，这些年各级财政尽了很大努力。近几年，由于经济下行，财政收支矛盾非常突出，要办的事很多，但是各级财政在预算安排上，还是把教育摆在优先保障的位置上。”

　　他接着说，在财政教育预算上，不仅仅是投入总量的问题，还有投入结构的问题。投入结构就是要把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合理地安排好，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还要处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中央财政投入的重点还是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老少边穷地区，这些都要处理好。

　　话音刚落，一位来自一所地方高校的委员抢过话筒：“高校大头在地方，地方现在经济下行，能不能保证地方高校经费？”

　　赵路说：“我刚说的2.6万亿元财政经费，主要是地方的，扣除中央本级1400多亿元，还有2.4万多亿元。地方教育支出很多是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给地方的。”他解释说，转移支付这个钱怎么用，中央是不管的，由地方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统筹。“一般性转移支付很多也是用于教育的，因为教育要优先发展呀。”

　　无独有偶，在41组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赵艳林也提了类似的问题。据他了解，中央财政正在压缩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这样给教育的经费会不会减少？

　　赵路肯定地回答：“不会减少。”他告诉委员们，中央财政的专项转移项目确实在压缩，已经从2013年的220项减少到现在的96项，“教育的专项确实也在减少，但经费总额度不会减少，有的还增加了，特别是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增加了不少”。

　 　科研经费使用管得过死？

　　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

　　今年两会上，不少委员谈起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普遍反映“管得太死，缺乏自主权，效率低下”“报销难”“玻璃门”等。教育界41组的召集人、全国政协委员马德秀把委员们的这些问题梳理了一下，集中提给了赵路，包括预算执行的时间、课题经费年底的结转、间接费和劳务费的提取、财务报销制度等。

　　赵路笑着回应：“有些问题我可以回答，但有些我真回答不了，比如关于财务报销，太具体了。其实，大家提的问题在国发11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已经有了答案。”

　　接着，赵路详细介绍了文件呼应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建议而出台的一些举措。比如，在科研项目预算编制上，提出不允许预先设置“天花板”和控制数，在经费的核拨上则设立了预拨制度。赵路说：“财政部、科技部把科研项目预算调整权下放到课题组。现在除了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交流费，其他费用内部都可以调剂使用，并不是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

　　不过赵路也谈到，因为科研经费来源比较复杂，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纵向经费中有从中央单位申请的，也有从地方申请的。“横向经费政府无权管理，对于纵向经费的管理，中央和各地方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

　 　科研经费中能否体现劳动价值？

　　靠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解决

　　对于科研经费的使用，委员们最多疑惑的是劳务费的支取。“我们做科研，需要聘请人员，但是请帮手的钱控制得很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校长郭大成表达了自己的不理解。

　　赵艳林委员表示，科研成本不仅有仪器设备、实验材料等物质成本，还有科研人员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和智力劳动成本。“人的创造性是科研工作中最为重要、最为宝贵的要素。科研经费管理应当尊重并充分体现科研劳动的价值。”

　　“请帮手的钱，涉及劳务费的开支，国务院11号文件专门重申，劳务费不设定比例，50%聘人也行，80%也行。”赵路说，“过去财政部、科技部也从来没有规定过劳务费的比例，唯一有比例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但去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已经调整了劳务费的规定，按照11号文件取消了劳务费比例，而且基金项目也允许设立间接费用。”

　　“但是有工资的人、有编制的人不能拿劳务费。”马德秀委员提问道。

　　赵路说，西方国家，除了美国高校的教授有9个月在校内领薪酬，可在课题经费中支取3个月的薪酬外，其余国家也都不允许大学教授从课题中支取薪酬。“我认为，这根本上要靠调整科研人员的收入分配政策来解决，而不是从科研经费中支取劳务费。要通过科研人员薪酬制度改革，使科研人员真正成为社会的中高收入群体，从而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