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后门”为何频频挑战社会公众底线？
为了拆迁多得房，母子结婚、亲家成亲；为了享受城市医保，父女也领“结婚证”。此前，为了规避房产“限购”，多地出现“离婚潮”，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排队”离婚、为早日离婚请办事员吃饭、递红包等怪现象。频频上演的“闹剧”挑战社会公众的伦理底线，也影响百姓的“幸福指数”。为何公共政策如此爱“棒打鸳鸯”？业内专家呼吁，堵住政策“后门”，要让公共政策不再偏离初衷，重回公共利益的轨道。
前不久，南京江心洲街道一对母子“成功”登记结婚一事，让公众大跌眼镜，而更荒唐的是，在这个家庭中，父亲又与儿子的岳母再婚。母子怎么能领到结婚证？亲家为何同时火速“闪婚”？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由于当事人母子在婚姻登记处提供的户口簿、身份证以及离婚证件均真实有效，且当场签署了《结婚登记告知单》，承诺双方无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上证件和程序符合《婚姻登记条例》中相关规定，这才领到结婚证。而就在这对实为母子的“夫妻”“闪婚”后不久，儿子的父亲与其亲家母也火速“领证”。
“这个家庭结（离）婚的异常情况可能与拆迁政策相关。”南京市建邺区民政局副局长姚灿圻说，江心洲街道以及周边栖霞区部分地段正面临征地拆迁，而在同等拆迁条件下，夫妻双方通过结（离）婚就可以在政府拆迁安置工作中多分户、多拿钱、多得房。”
事实上，南京这起母子结婚并非个例。今年２月，成都就曾爆出父亲与女儿结婚，而初衷仅是为父亲在成都办理社保。此外，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济南、大连、重庆等地，有人为规避房产“限购”政策、享受优惠房贷，出现先后反复多次离婚结婚的情况。某婚姻登记所为缓解拥挤高峰，临时采取领号排队措施。贵阳市云岩区开展宅基地和房屋确权登记办法后，离婚成为“全家总动员”，甚至还有人为了尽早离婚而请办事员吃饭、递红包。
为啥总拿“婚姻”说事儿？
“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思宁表示，“如果连婚姻这么严肃、神圣的事，都成为某些人用来规避政策、法规的‘玩物’，这种突破道德底线的‘避法’现象实在令人担忧。”
而更令人担心的是，目前一些地区的社会氛围对于利用政策“后门”谋利，报以默认、鼓励、欣赏甚至羡慕的态度，认为“谁不占便宜谁傻”。记者了解到，除了买房、拆迁，学区就读以及躲避债务都是导致异常结（离）婚的因素。
“这些利用政策‘后门’钻空子的，既有信息不对称的现实难题，也与社会诚信建设有关。”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由于目前婚姻登记信息系统与公安户籍管理系统未能联网，不能实现信息共享。婚姻登记员无法了解前来办理婚姻登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加上我国个人的诚信系统尚未建立，守信激励措施不足，失信成本偏低，造成社会信用缺失状况屡现。
“关键是很多公共政策的约束条件都与‘婚姻’状况相关。”姚灿圻说，为了防止假离婚我们也想过很多办法，比如现场劝说或是找社区共同做工作，或是增加婚姻登记（变更）的条件，但却收效甚微。“我们这里每天都有１２３４５的投诉举报，有些未能及时结（离）婚的当事人甚至还跑去法院告我们不作为或是乱作为，这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委屈，也很被动。”
让公共决策对现实民意“松绑”
如何避免这类“钻空子”的荒诞剧？有人建议“道德入法”，制定法律严厉打击各种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也有人认为钻空子不是因为法律有漏洞，而是因为社会管理、公共政策制定存在盲区甚至误区。
河海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文认为，在这类结（离）婚事件中，隐瞒真实状况的，可以界定为欺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相应处理。但那么多人为了获取利益频繁改变婚姻关系，靠“道德入法”也很难解决问题，强行以法纠偏还可能导致法治失之于严，甚至带来饱受诟病的“恶法”。
采访中，不少专家坦言，目前一些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往往偏重政策本身的实用性以及技术性，对政策的具体条文、规定、措施中所包含的价值导向、道德影响普遍重视不够。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方世南认为，制定任何公共政策都要考虑其可能对社会结构与道德观念产生的影响。
也有不少专家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社会管理手段需要做出调整。王建文表示，当前的社会管理体系涉及婚姻、家庭、户籍等因素，因此一项管理措施的变更很容易带来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应当考虑从完善社会治理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管理的抓手，并做出适当的改变。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任何公共政策都存在两面性。”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李洁博士认为，管理调控必然带有一定副作用，但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的调整应有利于公众利益的充分表达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