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全面深化改革 最大难题还是利益格局调整

　      最大难题还是利益格局调整

　　 全面深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对许多争议颇大的改革要有序推进。尤其是对于国企改革，一些国家出现的资本寡头模式是中国要避免的

　  无论是业已启动的改革还是即将推进的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还是利益格局的调整。

　　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就明确要求，要把需要攻坚克难的硬骨头找出来，把需要闯的难关、需要蹚的险滩标出来，加强对跨区域跨部门重大改革事项协调，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地把改革难点攻克下来。

　　尽管面临各种难题，但姚洋对过去一年多来的改革却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果打一个分数的话，能给到80分。”姚洋说。

　　他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改革进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金融改革步伐迈得很快。存款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利率市场化外，目前已经批了5家民营银行。最近央行在降息时，也给存款利率提供了浮动空间，利率市场化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互联网金融等也增加了民众投资的渠道。“这方面的改革速度出乎了很多人预料。实际上，银行对此也存有一些不同意见，比如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展银行业务，但不付准备金，而准备金是银行的一大成本。对其约束也不像对银行的约束那么强。”姚洋说。

　　二是简政放权大步迈进，在负面清单管理上正进行积极探索。姚洋认为，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内容，中国紧锣密鼓推进这一领域的改革，有助于双方尽早达成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步向前。最近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相关意见，而建设用地入市2015年可能将出台具体方案。这对于保护农民的财产性权益、增加农民收入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农村土地改革这一块，争议很大。在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就有一波资本入农的浪潮。当时游资比较多，资本把农地开放作为机遇，希望去农村买地。”姚洋指出，需要把握的一个底线是，农业绝不能资本化，不能允许资本进行投机，且不能随意改变土地用途。

　　四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有新进展。姚洋表示，按照财税分成，预算内收入中央和地方基本是一半对一半，但地方的支出责任占了80%左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另一方面则是地方通过土地出让等方式获取收入。而土地出让已接近尾声，地方的财力保障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

　　围绕着这一问题，目前已修改了预算法，允许地方发行自借自还债务。从一些地方试点看，效果不错。与此同时，中央将承担更多的支出任务。姚洋以养老保险为例指出，从全国范围来看，养老保险是有盈余的，但苦乐不均，有的地方盈余较多，有的地方亏空。这就需要中央统筹使用。医疗和教育也可能由中央多支出一些。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争议较大的改革，也在有序推进。相关的设计方案已报决策层。姚洋认为，其中尤以混合所有制争论较大，进展也比较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在缺乏明晰的制度设计的情况下，如果只是民企向国企注资，而民企不能成为控股方或是有足够的话语权，那民企就没有动力。”

　　“即使马云把全部身家都押到中石化去，那也只是中石化的一个零头，也就不可能在中石化有说话的权利。超大型的国企搞股权多元化，基本上起不到改善治理结构的作用。”姚洋认为，对于国企的改革，关键要看股权多元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作为改革的手段，以此来筹集资金，则意义有限。如果是为了改革治理结构、企业负责人的产生方式、决策方式、行为模式，股权多元化也不应被寄予过高期望。

　　这就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一类是由国家控制，应专门为这类企业研究一套治理办法。一类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国有企业，这一类企业不见得非要控股，可以和民营资本采取多种合作方式。这两类中间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上市是应有的途径。

　　“上市的好处是能让其资本实现社会化，不让私人资本控制太多的资本。换句话说，不能让资本过度集中，资本太集中后产生的结果就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出现的资本寡头模式，其最终甚至能控制政府。”姚洋认为，上市能实现资本的分散化，进而把这一类企业变成公众公司。“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也指出，资本主义有一个非常自然的发展趋向，就是资本的集中。中国应避免这种情况，让老百姓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