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获提拔却请辞”再证财产公开的价值

　　原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科级干部黄华辉涉嫌受贿犯罪被立案侦查，涉案金额高达8900多万元。知情者称，黄华辉之前在土地开发中心做副部长，去年夏天将被提拔为副处长，但他并不愿意，提出辞职，原因正是惧怕因升职需公示财产，败露此前的贪腐。(1月6日《南方都市报》)

　　又见小官巨贪，黄华辉的涉贪案件除了因金额之高令人咋舌之外，还又一次印证了：只要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那么腐败就是难以遏止的。这与权力的大小无关，与职务高低也无必然联系。再小的官员，只要手中的权力有任意放纵的空间，就势必会走向腐败。

　　知情人称黄华辉去年曾拒绝被提拔，原因是提拔后需要公示财产，贪腐事实恐怕由此败露。按照中央的规定，副处级以上干部必须进行财产申报。黄华辉躲避申报这一细节如果属实，无疑是值得人深思的：一方面，说明了贪官惧怕各种形式的财产摸底，即便是目前仅限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也使得贪官胆战心惊，这足以证明财产公开制度能够起到的反腐威力；另一方面，与之相悖的是，如果能够早点实现全面的官员财产公开，官员的财产在公众眼中是透明的，又如何会酿成这样的“巨贪”？

　　从上个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至今，已经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讨论。近几年，随着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大，有关官员财产公开的共识逐渐建立起来，它契合民众的期待，也契合反腐最终的治本目标。

　　如果说简政放权、限制权力，并陆续列出“权力清单”，保持反腐高压态势是为了实现“不敢腐”，那么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无疑指向了“不能腐、不想腐”，官员的收入是阳光透明的，是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自然就会形成权力运行的底线，使腐败无处遁形，廉洁的为官环境一旦建立，公务员才会回归一种平常职业。人们从事公务员这项职业的目的才会更单纯，是为了服务于国民共同权利的实现，而非谋取私利。

　　梳理那些纷纷落马的贪官，公众不难发现一个现象：不论是科级小官还是一些省部级高官，当他们落马时，大多都可称为“巨贪”。这种现象无疑提示着，反腐不仅要进行严厉的惩处，也需要更为严密的防范，不给“小贪”发展下去的机会。而官员财产公开绝对是防范腐败的必要选项。

　　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更是为了重塑政府公信力，保护真正廉洁的官员。在网络时代，官员在公众场合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引起关注，去年9月份，江西吉安市的书记就曾被网友质疑“穿戴与收入不符”，而在当月，广西防城港市副检察长何文凯，也曾求网友“人肉”证清白，并表示“清不清廉我自己说了不算”。官员是否清廉，谁来评判，当然只能靠财产公开这面制度镜子。它不但使腐败者无处藏身，更是为了给廉洁的官员正名，给官员一个公正的评价体系。

　　怕公示财产暴露腐败而拒绝升迁，是一种“反面案例”。它也启示着官员财产公开的价值所在。从一定范围内公示到全面推行财产公开制度，势必是一条阻碍重重的艰辛路程，但随着反腐的深入，动力肯定会越来越足，因为共识已然形成，常识正在回归。■ 寇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