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北戴河会议将“大跃进”推向高潮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是党发动、领导“大跃进”运动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全面制定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把党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会后，以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标志，“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
北戴河会议是8月17日至30日举行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国家机关备部门党组负责人等。会议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以及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制定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规定》、《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普通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等40个文件，并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会议通过的文件表明，党在经济建设方面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
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
会议认为，在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1958年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有了成倍、几倍、几十倍的增长。会议估计，1958年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5000---7000亿斤，比1957年增长60-90%，全国每人占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l000斤左右。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长l倍以上。会议指出，“如果说，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1500斤到2000斤是粮食需要量的饱和点，1958年就有一部分省(区)接近或达到这个饱和点，个别省区超过这个饱和点”。[1]
基于上述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估计，会议认为，我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各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心应该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上去。会议发表的公报指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因此，会议决定，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但是同时不应当放松衣业的领导”。[2]
会议还错误地沽计，到1959年，我国在钢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除发电量等外)，就可以超过英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62年)，全国将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各协作区将建成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将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到那时，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能够接近美国;农业劳动能够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凡有条件的农村基本上实现电气化，90%以上的耕地实现水利化;在主要的科学技术方面，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中等教育。总之，“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3]
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
关于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会议认为，“根据当前全国人民对于钢铁的巨大需要和对于钢铁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4] 因此，今年2月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1958年钢产量达到620万吨的指标是不够的，5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年产800-850万吨的指标，也仍然嫌低。会议决定，把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进一步提高到1070-1150万吨(宣布为1070万吨)。这样，会议就正式确定了毛泽东6月提出的1958年的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上一番的过高指标。
会议确定的1959年的各项指标，更高到了惊人的程度。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指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铜40万吨，铝30万吨，机床产量达到30万台，发电量达到550亿度，煤产量达到3.7亿吨，石油产量达到800万吨，水泥产量达到3000万吨，化肥产量达到530万吨，棉纱产量达到1000万件，新建铁路10500公里。为了实现这些指标，并且为1960年的建设作准备，在预计的1959年国家财政收入的722亿元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将为500亿元;地方和企业的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在外。”这些指标，甚至达到和超过了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1962年的指标。
会议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62年)的各项主要指标是：钢8000-10000万吨，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57年)的产量增长13.9-17.7倍;铁9000 l1000万吨，增长14.4-18倍;煤9-11亿吨，增长5.9-7.4倍;粮食13000 15000亿斤，增长2.5-3.1倍;棉花1.5亿担，增长3.6倍;工业总产值5700-6500亿元，增长7.4-8.5倍;农业总产值2300-2500亿元，增长2.5-2.8倍;基本建设总投资3850-4300亿元，增长6.8-7.7倍。以上这些数字，均在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1962年各项主要指标的基础上翻了一番以上，可见其高到了何种程度。
在教育方面，会议也确定了完全不顾实际可能的指标。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放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应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
会议对于上述过高指标的制定，给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带来了极为不良的影响。特别是会议确定的1950年钢产量翻番的指标，更是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1958年全年时间已过大半，钢产量指标只完成400多万吨的情况下，确定1070万吨的过高指标，想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内完成600多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它必然会导致不顾其他、全力保纲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发动，带来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