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报、学习强国APP】2021.01.26：“人格权”：捍卫信息时代人格尊严
□吴贤军
此次《民法典》修订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人格权”的独立成编，这不仅是新时代人格权发展的独特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于人民至上理念的积极回应。人格权与身份权同属于人身权利，是与每个公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尊严、权利等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要”关系最为密切的权利。作为中国民事立法一大创举，《民法典》在人格权的创设、人格权的合理使用、个人信息保护、新媒体肖像侵权、网络名誉侵权等问题上作了具体规定，均涉及信息技术背景下公民权利的拓展和延伸，充分体现了信息时代人格权保护的适应性改变。
首先，廓清了信息时代的人格权利类型。《民法典》第110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其《人格权编》中，专门有一系列法条，来明确此类人格权利的内涵、对象、延伸及适用范围，比如就肖像、姓名、名誉、隐私的定义等，其中又以对隐私及隐私权的限定最为典型。隐私的一般客体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的控制权，以及公民的私人空间不受侵犯。早在1988年《民法通则意见》第140条就首次提及了“隐私”的概念。200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一次正式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加以保护。2014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利用网络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但是从法律位阶来看，《侵权责任法》主要是救济法，只是对隐私权进行事后保护，而缺少了确认权利的功能。同时，随着近年来“网络人肉搜索”之类的侵犯个人隐私的案件层出不穷，迫切需要在立法层面对“隐私”概念进行明确定义。《民法典》第1302条第二款将“隐私”界定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这一表述的闪光点在于突出了私人生活安宁的权利，也就是将生活安宁权视为网络时代面对信息过剩的刚性需求。《民法典》真正做到了呼应民众痛点，在隐私利益维护，特别是包括阻遏线上侵害隐私权方面，起到了正面作用。
其次，明确了商业行为下人格效益的内容及运用。人格尊严是无价的，但是对人格效益的适用却是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合理实现的。上述列举的人格权类型中，除了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外，其余均为开放的可被商业使用的人格要素，在市场经济时代，这些权利的经济价值也日益得到凸显。《民法典》第993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姓名、名称、肖像等许可他人使用”，这就明确了我国法律也保护人格权的财产性利益。现实生活中，姓名权就是一种特别需要保护的权利，其中涉及姓名的衍生概念保护以及逝者人格利益保护两个问题。以姓名的衍生概念为例，《民法典》第1017条明确规定，“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这一条就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尤其是知识产权与姓名及衍生概念的冲突问题，而作出的立法推定。无论上述哪一种对姓名权的侵犯，被侵权一方损失的都不仅仅是精神利益，还直接包含经济利益，显然有与之相应的救济方式。同样，逝者人格利益虽然主要涉及情感因素，但侵权背后的动因也往往是经济行为。此次《民法典》中诸多人格权使用的内容，涉及民事主体拥有人格的自我决定控制权，能通过授权人格标识或让渡部分人格利益，以获取相应的财产价值，这就有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的促成。而精神损害赔偿、行为保全禁令和民事责任适用类型的创设完善，也都是对这种人格商业价值维护的有效保证。
再次，突出了信息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我国并没有专门设立“个人信息保护权”，在2000年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7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2012年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及2017年通过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和《网络安全法》等，都体现了从公法和刑事层面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近年来从司法角度的保护也愈发显得重要，一方面是现代科技让个人信息的种类范围空前增加，不仅有各类通信记录、出行轨迹、上网浏览痕迹、交易信息等网络平台使用时自带产生的信息，而且还基于各类推荐算法形成了个人的爱好信息、习惯信息和兴趣信息等等，上述信息很容易通过Cookie技术或智能设备获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海量的个人信息收集已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信息资源已成为重要的财富要素，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有可能受到侵害。
为了能构建个人信息保护在私法层面的保护体系，《民法典》聚焦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个人信息安全的主体责任。这主要体现在第111条“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也就是信息的获得主体不仅不能将个人信息打包出售，更有对信息的监管和隔绝义务，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有偿还是无偿，都要承担信息丢失和泄露的责任。另外，《民法典》第1039条还强调了“国家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信息保密责任，公权力机关事实上是个人信息收集数量最多的主体，如果其侵犯个人隐私，不能仅局限于国家赔偿和内部处罚，同样更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二是针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的界限和尺度。《民法典》的1035条和第1036条分别从正向要求维度和反向免责维度，划定出信息处置过程中的行为边界。即包括处理主体被授权与否、处理的信息公开与否、处理的目的正当与否、处理的方式与否等，为信息处置者指明了路径。三是个人信息侵犯的救济。《民法典》第1037条给予自然人除了常规的查阅、复制权利以外，还包括更为积极主动的信息更正权、锁定权和被遗忘权。
最后，涵盖了因应信息技术未来拓展的可能性。人格、人格权是旨在促进人性自由发展、维护人格尊严的开放性、发展性概念。作为整部《民法典》中最能够体现科技创新的篇章，《民法典》人格权编直接反映的大数据时代新产物随处可见，其中就包括智能软件换脸、声音技术保护、胚胎生殖、人工智能意识、网络性骚扰等问题。
现实往往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面对新经济形态下涌现出的新问题，特别需要发挥法律调节矛盾、维护伦理和引领方向的作用。一是调节矛盾。大多数的科技发展与人类使用间的矛盾，都需要由法律加以调节。例如，智能软件换脸可以广泛应用于游戏角色替换、试妆试衣等网络场景，给人们带来诸多新颖体验，但智能软件换脸却可能对肖像权造成破坏，可能造成对他人基本标识的任意伪造，甚至带来严重社会安全问题。为了平复这种担心，《民法典》人格权编加大了对肖像权的保护力度，凡是未经本人同意的，无论有无过错，一律认定为侵权。二是维护伦理。人工智能机器的侵权问题，涉及的是对人工智能未来生成意识及民事主体资格的担忧。《民法典》第1009条就基因编辑和胚胎移植的管制，是为了维护人类的伦理道德。三是引领方向。科技应该被规范引导“向善”。《民法典》增加的人格权利在鼓励科技运用的同时，也为科技使用者的利益着想。比如，针对目前网络主播、有声读物平台和声音兼职者，其第1023条强调自然人声音是一种人格权益，可参照肖像权执行保护。对于性骚扰，考虑到部分居心不良的骚扰者，可能利用网络的虚拟性特点，进行性欺凌和色情复仇，《民法典》在具体认定了性骚扰要件的同时，也给应对网络性骚扰留下了一定空间。
中国是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中华民族历史上有着尊重和认同人格道义的优良传统。《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正是要传承这种民族精神，体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维护，并在司法解释和法律适用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从信息时代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看，《民法典》对于人格权的保护，已经构建了系统性框架，并且在诸多富有挑战性的领域作出了示范。从这个意义上看，其不啻为一部兼具时代性和人民性的“先进法典”“正义法典”。
（作者为福建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链接
福建日报（理论版）： https://fjrb.fjdaily.com/pc/con/202101/26/content_54169.html
新福建： https://share.fjdaily.com/displayTemplate/news/newsDetail/926860.html
学习强国APP：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4100354993748670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