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显示过半中国职场人士不到一年半就要找下家
报告显示 过半中国职场人士不到一年半就要找下家
中国人比老美更爱跳槽
导读：最新报告显示，中国职场人士的平均在职时间仅为34个月，在职时间中位数为24个月。一般来说，从开始留意跳槽机会，历经筛选、面试、协议、辞职等过程需要半年，也就是说一半以上中国职场人士在一家公司安心工作不到一年半，就开始了辞职跳槽的准备。
全球职业社交平台领英日前发布的《中国职场人士跳槽报告》显示，中国职场人士的跳槽频率显著高于美国，其平均在职时间为34个月，相比美国的56个月，几乎短了两年；中国职场人士的在职时间的中位数为24个月，比美国短半年之多。
现状
暂时不想找新工作的人数仅一成多
在前期调研中，领英针对中国四个经济发展圈(京津冀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中部经济圈)的主要城市的职场人士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不同行业在职人员的流动性有较大差异。在中国，商业服务(如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金融保险和互联网是在职时间平均最短、跳槽频次最高、员工流动性最大的三个行业。
互联网行业在美国也是在职时间较短的行业，而中国的在职时间仅为31个月，同美国45个月相比，短了一年多。相对而言，工业生产制造在中美两国均是在职时间最长的行业，但中国也仅为39个月，几乎相当于美国71个月平均在职时间的一半。
领英今年第三季度对中国职场人士的一项大规模调研显示，跳槽正在成为中国职场人士的一种习惯。其中，约20%的被调查者表示正在主动寻找下一个工作，这部分人被称为“主动求职者”；80%属于“被动求职者”，他们当中只有12%的人表示暂时对找新工作不感兴趣，53%的人愿意同招聘人员进行接触并商讨新的职业机会，另外13%的人则在自己的关系网内讨论求职机会。
原因
缺人才造成跳槽率居高不下
在分析中国职场高跳槽率的原因时，《报告》认为，人才需求旺盛、企业缺少内部人才培养体系等是中国职场跳槽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报告指出，中国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使得人才需求持续高涨。以互联网行业为例，2011年10月至2014年10月这三年，根据投资界披露出来的投融资数据中，有103家互联网、IT企业获得天使或者风险投资，融资额度达到240亿人民币。公开披露的企业通常仅占总体融资企业的不到10%。融资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吸引人才，搭建更强更大的团队。同时BAT等大企业也在不断地扩充人才数量，每家每年用于人才招聘的费用高达上亿元。此外，互联网对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在加速，传统企业中的互联网人才需求也在大幅增加。
更重要的是，快节奏的宏观大环境下，很少企业能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培养起有效的内部人才体系，大量人才通过外聘方式招募，引发人才跳槽潮。
国际著名猎头顾问克劳迪奥·费尔南德斯在哈佛接触到的70%至80%的中国企业都未建立有效的模型以评估人才潜力，多数中国企业对此甚至毫无概念。它们亟待建立完善的潜力评估体系，以吸引、激励、培养他们最优秀的人才。而在缺少内部人才培养体系的情况下，企业习惯通过提供更高的职位和薪水来吸引外部人才。这使得中国的职场人往往不够耐心，频繁跳槽换工作。
此外，在求职过程中，人才与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就职往往是在不充分信息基础上做出的决定，也为之后的快速跳槽埋下伏笔。
跳槽过程中，人才需要大量的信息来帮助做出决定。中国的职场人士更多倾向于被动接受信息，而非主动寻找，因此所获得的信息源更多集中在公司和HR。他们往往会基于“自己对该公司和该职位的想象”做出了决定，之后很大程度发现现实与想象的落差大到无法接受，便选择了用脚投票。在领英今年第三季度的焦点小组访谈中，有30%的白领曾有过这种经历。
追访
中国人跳槽最看重发展空间
中国职场如此频繁地跳槽，跳的到底是什么？哪些是中国职场人士最为看重的？
《报告》指出，工作强度是最不被重视的指标，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互联网行业工作那么累，每年却有大批的人才蜂拥而入；此外，企业国际化、企业品牌知名度、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职位职级也不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而发展空间、工作内容、学习知识、工作氛围和薪酬福利则是最受重视的指标，其中发展空间排在了第一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变化节奏太快，职场人士面临不断的能力更新和成长压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内部培养人才的体系，人才的内部成长往往面临瓶颈，此时就得通过跳槽来实现。
为此，《报告》建议国内企业建立、审视和优化自己的内部人才培养体系，体系建立的难度在于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必须清晰，基于此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人才需求计划，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
此外，企业应在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基础上，突出发展空间、学习机会等重要维度，吸引人才。在招聘过程中，多渠道、多维度地展示企业的雇主品牌，增加公司和职位等重要的软性信息的透明度，如工作氛围、企业文化等，减少应聘方与受聘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此后的人才流失。文/本报记者 吴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