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成都政府大刹奢侈风:餐厅不卖酒 不准收小费

　　抗战时期，国库紧亏，地处内陆后方的成都依旧有人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难怪百姓言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无奈之下，政府发布限制消费法规，一时间满城大小馆子贴满禁酒令。

　　 不闻前方军情急 照旧笙歌把酒端

　　“七七事变”后，全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成都虽然地处后方，但依旧派出了自己优秀的儿女奔赴前线浴血奋战，各行各业也加班加点地生产前方急需的物资，就连普通市民百姓也都在节衣缩食支援前方。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了稳定后方金融，支付抗战所需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先后制定了包括“紧缩支出，使有余力补助中央战费”等一系列有关政策;1941年又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的口号，强调发展战时经济，厉行节约，解决财政危机对争取抗战胜利的意义。

　　但是，在大后方仍然有一些人沉迷于花天酒地。当时的成都，虽然位于天府之国的腹心，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商业也还发达，但抗战爆发后，涌入了大量内迁的机关厂矿和学校，成都人日常相对闲适地生活随日用品与粮食的供应短缺、物价的上涨一下子紧张起来。尽管当时政府也开展了诸如“禁止妇女烫发”、“提倡穿土布”、“不准开舞厅”、“婚丧节俭”等一系列措施，但大多还是走走过场，尤其是一些达官富人更是生活奢侈，堂会照唱，舞会照开，馆子照进，茶馆照坐，洋货照买，青楼照耍……

　　难怪百姓们形容这些人是一群“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败家子。

　　 财政吃紧出新政 全面限制吃喝风

　　面对抗战日益增大的财政所需，加上国民政府不断加大的地方税负，成都政府当局抠痛了脑壳，无奈之下，于1943年12月紧急出台了《成都市消费节约实施办法》，首先拿“大吃大喝”消费恶习开了刀。

　　在成都现存的档案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规定全市所有酒楼餐厅、“苍蝇馆子”(街头小饭馆)和面馆，一律不准卖酒，哪怕是自带酒水也不准在馆子里喝。所有馆子一律不准售卖“舶来品”，还一律不准收小费。全市的酒楼餐馆中餐一桌限制在七菜一汤内，西餐限制在三菜一汤内;而且中餐每桌不得超过1200元法币，西餐每客不得超过120元。

　　至于遍布街巷的苍蝇馆子，一至三人就餐限制只能点两菜一汤，四至六人限制超过四菜一汤，七个人以上也不能超过六菜一汤，而且每道菜不能超过三十元。面馆里的面，不管你是啥子臊子，每碗一律不准超过十元;就连点心铺卖的各种糕点也有限价：每个不准超过三元。

　　所有这些限制措施，还由警察局印成标语广告，分发给各街的街正(类似现在社区负责人)，张贴在各个大小馆子和商铺，提醒消费者自觉注意。同时，警察还派出警力不时在馆子里巡视，发现有食客就餐“超标”，立马理抹馆子老板，轻则罚款，重则带往局子里关你娃儿几天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