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法院：“扫荡”穷乡僻壤村庄 “奇葩”盗窃团伙被摧
06.08.2014 19:43
本文来源: 法院
好逸恶劳无底线
盗窃，无非就是好逸恶劳，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快获得财富。这五人团伙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最大的42岁，最小的26岁，其中吴某的妻子在福州经营着一家服装店，有着一双儿女；而陈某的女友是一家洗车店的老板，其他三人，即便是打着零工，也能够凭借自己的汗水让生活变得有声色。但很遗憾，他们都没有珍惜勤劳致富的机会，平日游手好闲，懒惰成性。也许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急功近利的思潮影响着他们，在灯红酒绿的都市中，看着红蓝绿女紫醉金迷的生活，让他们偏离了正常的生存轨道，寻觅着另类能够供其享乐的途径。
这五人似乎又与其他的盗窃团伙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仅仅只是想弄点小钱来满足日常生活中口腹之欲。在五人没有形成固定的盗窃模式时，他们各自的“即兴”盗窃，令人汗颜。团伙中的周某回忆到，在2013年1月初，他和叶某骑着摩托车到建瓯的一个乡村走亲戚，在回程途中，叶某看见农户家散养的鸡鸭，便对周某说，他想吃。于是，两人便盗走了3、4只鸡鸭，回到住地，一饱口福。更有甚者，团伙中的陈某、周某和吴某，三人一起开车到福州买衣服，返程途中，在高速路口，看见一段裸露的电缆线。于是，便使用随车携带的老虎钳将其剪下，回到住地卖给废品收购站，所得赃款作为高速费。他们似乎总在寻找着不用费力，又能够轻松获得额外收益的机会或契机。
回乡省亲现“契机”
有句话是“机会总是给准备好的人”，当然这句话用到这五人团伙上有些讽刺，但的确是这样。
2013年的正月，叶某带着妻儿回政和老家看望母亲，就是这次回家省亲让他看到了符合要求的对象。他发现农村中有很多举家外出打工，空无一人。即便村中有人，大多是老人和小孩，而且乡村没有夜生活，一般睡得比较早，淳朴善良的村民，习惯了敞开大门串门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削弱了他们防盗意识，作案也相对容易。农村人的淳朴，让他们即便是对于外来的生面孔也不会稍加防范。更重要的是，农村没有“天眼”，有村民报案，也有逃脱的侥幸。于是，叶某歹意萌生。
回到建阳住地，叶某便将其余四人召集到家中，将自己的发现以及想法告诉大家，几个人一拍即合。由于叶某是当地人，对各个村庄的分布、道路交通状况十分熟悉，于是五人一起商量做出分工，谁租车、谁带路、谁撬门、谁盗窃，并对分赃初步达成意向，即由于农村不可能有太值钱的东西，但只要觉得有价值的东西都拿，偷来的东西扣除费用，如果是现金就由参与者均分，实物则有叶某保管，待出手后平分。
就这样，五人盗窃“空巢村”团伙成立，叶某将邪恶之手伸向了曾经养育自己的土地、伸向了亲切的乡亲。
随机选取一扫空
也许有人说他们不专业，的确，他们从不踩点，只是在傍晚聚集在一起，乘坐着租来的车，开到哪个村就停下；常用的作案工具—一把金虎牌剪刀和一把手电筒，也是盗窃所得；偷盗成本过高，他们租车、住宾馆、下馆子，即便一夜连续盗窃五六户，也无法填补这个亏空。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专业的盗窃团伙，却以“扫荡”式的节奏，将叶某所在县的乡村“一扫而空”。
在2013年5月-6月，他们分别进入多个村庄实施盗窃60余起,最少的一次盗窃6户人家，最多的一次盗窃14户，盗窃的东西五花八门，金银首饰、银元铜板、现金外币、锡壶瓷瓶、纪念徽章甚至到一角的硬币、几角的毛票.....只要是农户家里有的、能够拿走的，他们绝不留下。
但这个“五人”团伙就在疯狂“扫荡”一个月后解散。究其原因，很简单，他们既要选择风险小的对象，又要满足其高额的盗窃成本和日常生活的花费，显这样的方式难以为继。据陈某交代，有一次，进入一个“空巢村”，全村空无一人，让他们甚是欣喜。但在实施盗窃过程中才发现，并无值钱的东西，即便有一些实物，也很难脱手。最终一个晚上的收获只有二十几元的现金，而偷盗成本却高达1400余元。于是，五人团伙便各自回复到原有的生活轨迹。
无法掩盖的“污点”
在团伙解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副副冰冷的镣铐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远在云南的陈某没有想到，一个月——付出与收获严重不符的行为，让他即便回到了云南老家，也无法逃脱。也许有人认为，五人团伙，作案多起，但所获甚少，而且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很少有人会想到，他们的行为，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在阳光下“污点”总是无法掩盖。虽然五人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被他们搅乱的村庄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责任编辑：曾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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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8.2014 1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