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一九六八年，郑晖和父母在北京中山公园合影。
父亲和母亲
1995年第一次回泰国探亲，和达瓜巴的亲属们合影。
1952年，我们一家和叔叔一家在曼谷合影。
当年在泰国时，郑晖一家人上台演中国话剧《三毛流浪记》。
郑晖／口述 许丹／撰文
郑晖，女，泰国归侨，现年68岁，退休前任职于中国致公党漳州市委员会。
又是一年清明时，父亲和母亲都离开我好久了，可是，他们仿佛又不曾离去。每每回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总感觉有千言万语想要对他们倾诉。在这个落雨纷纷的时节，希望这篇文章能聊表对二老的缅怀之情。
父亲的遗嘱
我的父亲郑宏，一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一位祖国和人民忠实的儿子， 2001年3月7日安祥地走了。读着父亲留给我们子女的遗嘱，我泪如泉涌……
父亲在遗嘱中写道：“永别了，莫悲伤！我生前愧无作为，但死后在九泉之下，指望你们继续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添砖添瓦，这些聊作为遗嘱。因为我没有遗产，两袖清风而去啊！
后事务必从简，遗嘱如下：
1、不发讣告；
2、不搞遗体告别；
3、不开追悼会；
4、不收亲戚朋友的赙礼。
我来自大自然，火化后把我的骨灰和妈妈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撒在高浦和石码的海上各半，因为我和妈妈生前一起奋斗了几十个春秋，死后很想一起回到大自然啊！”
父亲的一生
追忆父亲的一生，他为祖国的抗日斗争、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奋斗、奉献了一生。他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却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父亲出身在一个华侨家庭，小时候就被爷爷带到泰国南部念小学，后被送到马来西亚槟城读中学。爷爷在泰国南部一个锡矿里当总管，家境比较殷实。爷爷虽然在异国他乡，但非常思念故乡，希望他的儿孙不忘祖，于是将他最喜爱的长子——我的父亲送回集美中学、上海复旦大学念书。在上海，父亲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1年，由于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父亲也由此失去了与党的联系。在白色恐怖之下，父亲被迫离开上海。他本可以回到泰国经商，但他仍不想离开中国，只好与母亲一起暂时回到老家厦门杏林高浦（原同安县鹤浦村）。这段时期，父亲因没有找到组织而十分痛苦，他在家乡临时任教鹤浦小学。他和母亲在任教时期，继续宣传革命思想，他的许多学生因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经过一段时期的彷徨，父亲带着母亲回到泰国爷爷的身边。但是，“不安分”的父亲在泰国没有去辅佐爷爷打理生意，而是参加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1941年，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重新加入了党。从此，他将一生交给了党。
抗战期间，父亲出版报纸、组织文艺演出队，积极宣传抗日，为支持国内的抗日斗争筹款。抗战胜利后，父亲受组织安排，在泰国曼谷的公开职业是泰国启光公学校长，继续为党的事业奔波。由于叛徒出卖，父亲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磨难，也未暴露身份。记得5岁多时，我和妈妈去狱中探望爸爸，他叫我给他跳舞、唱歌。我流着泪，一边唱、一边跳，“小么、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爸爸乐呵呵地拍着手……从那时起，我慢慢地懂得了什么是“坚强”。1953年4月，经组织营救，父亲回到北京。一年后，由组织安排，母亲带哥哥和我也回国，与父亲团聚。从此，我们在北京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所以，父亲常常教育我们，没有党，就没有我们一家啊！
父母亲回国后，被安排在中侨委工作，后来父亲因工作需要又调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外事侨务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常有机会与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接触，聆听他们的教诲，接受他们交给的侨务、外事工作任务。
离休后的父亲常常向我们讲起这段经历，他非常珍惜和怀念这段工作经历。当时我和哥哥都在上学，只知道父亲整天忙忙碌碌，来去匆匆。记得我常常在睡梦中被爸爸吻醒，醒来时，爸爸又出差了。由于工作需要，父亲常常接待外宾、侨领和海外知名人士。他以诚恳待人，为发展我国侨务、外事工作做出了贡献。由此，他也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许多“大款”，他们建立的友情，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父亲严格遵守外事纪律，从没有接受过任何接济和礼物，实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他都按规定上交单位。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他和母亲要陪同海外一个侨团参加国庆国宴和观礼活动，为了给母亲买一件可以穿得出去的外衣，用了他3个月的工资，这对当时经济不富裕的我们家可是一大笔开支啊。但父亲说，为了搞好外事工作，我们克服一点儿困难没什么。因外事工作需要，单位为他做了一套高档的西装，他平时舍不得穿，只在有外事活动时才穿上。他的内衣已破了好几个洞，他也不肯换新的。他说：周总理也是这样，外面穿得漂亮是工作需要，内衣穿在里面没人看见，能节省就节省。这套西装至今还在，还是那么新，看到它就想到父亲。
1973年，年已62岁的父亲和母亲一起被安排到漳州中旅社工作，父亲毫无怨言。已是白发苍苍的他，为了搞好中旅社的接待和服务工作，身体力行，总是和华侨大厦的服务员一起扫地、整理客房。他热情地接待来漳的“三胞”，为他们排忧解难。许多人每回漳州都要找那位白发苍苍的老经理。他关心职工，分配住房时都是先考虑老职工和住房困难的职工。为了抢救一位脑溢血的职工，他不顾自己高龄，亲自到泉州请来脑外科专家为其做手术，而他自己却因为疲劳过度晕倒了。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1年，一直工作到73岁那年才光荣离休。
父亲的财富
父亲的一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听从党的安排。20世纪70年代初，很多上山下乡的知青都回城了，我也希望能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他们。父亲写了申请后1年都没有任何音讯，他也不去催，只说，组织会安排的。直到1974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林一心来看望父亲和母亲时，发觉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身边没有子女照顾，便赶紧根据政策责成当地政府把我调回漳州安排了工作。
父亲以他对党的忠诚，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廉洁奉公、乐观、豁达的品质和性格影响和教育着我们。父亲走后，我们遵照他的遗愿，把办丧事时亲朋戚友送的赙金作为郑宏助学助困基金，已资助了龙海和长泰的两名贫困学生返校学习，还捐款为宁夏贫困地区助困送温暖。他生前所用的价值3000多元的多功能护理床和轮椅，我们也遵照他的嘱托，赠送给漳州市社会福利院了。
亲爱的父亲，您安详地走了，留给了我们无限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