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一九六八年，郑晖和母亲在北京中山公园合影。
全家在北京留影
一九九五年第一次回泰国探亲，和达瓜巴的亲属们合影。
郑晖／口述 许丹／撰文
郑晖，女，泰国归侨，现年68岁，退休前任职于中国致公党漳州市委员会。
1982年6月25日，母亲因突发脑血栓，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屈指算来，已有32年了。这32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遗憾的是母亲没有看到她为之奋斗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1 为了革命 忍痛把儿子送人
母亲翁秋云，1917年3月出生于闽南龙海市石码镇，从小被人抱养当童养媳。受到已参加革命的哥哥翁慈星的影响，她为反抗封建婚姻，逃出家庭，参加了石码镇的妇女运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18岁时，跟随哥哥到上海，认识了当时在上海求学、参加革命活动的父亲郑宏。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他们志同道合，相恋结婚了。由于当时受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影响，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父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只好带着母亲回到老家厦门。
1937年，母亲随父亲到泰国投靠我的爷爷。在泰国，他们找到革命组织，参加了抗日大同盟。1942年1月，母亲在泰国加入了华侨进步组织，她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募捐，加入妇女救护队，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出生入死为革命事业奔波。在最艰苦的时候，她忍痛把刚出生的儿子（我的三哥）送给了别人。我长大后，母亲时常向我提到三哥，可见她是多么想他啊。
2 父亲入狱 母亲担起重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在泰国的进步组织只能进行秘密活动，当时母亲的公开职业是曼谷启光公学的华文教师。她尽心尽职，向穷苦的华侨子弟传授文化知识，传播进步思想。这期间，在组织的领导下，她发起并参加了泰国曼谷妇女总会，并担任了执委。她还参加了宣传革命思想的“春秋剧社”，担任化妆主任，演出进步话剧。1949年10月，她和同志们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记得妈妈每每向我描述当时他们小组一起收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时的情景，都激动不已。
1950年后，母亲担任了曼谷启光公学进步组织的小组长，她除了做好教学工作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宣传和联络工作。
1952年，由于时局逆转，父亲被泰国当局逮捕。为了营救父亲，母亲配合组织，带着年幼的哥哥和我四处奔波。经组织营救，1953年初，父亲出狱，后离开我们回到祖国。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兄妹度过极其艰苦的一年，她是多么坚强啊。
1995年我随父亲赴泰国探亲时，在泰国曼谷启光公学校委会上，母亲当年的同事和教过的学生在回忆起他们敬爱的翁老师时所表现出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由于在泰国时我才五六岁，知道的事情太少，只能从母亲的同事和学生的点点回忆中，体会到母亲的感人品格。
3 默默无闻 兢兢业业
1953年底，在组织的安排下，母亲带我们回到祖国，到北京和父亲团聚。她被分配在中侨委政策研究室担任收发文件工作。在这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她一干就是十几年，一直到“文革”开始。她兢兢业业、默默无闻，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她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从不向组织提什么要求。回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她的级别很少得到提升，她从不计较。她一生坚信党的事业，无论在战争的白色恐怖时期，还是在我们党遭到十年浩劫的复杂、艰难的时期，她都相信党、相信人民一定会取得胜利。
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懂得革命道理，为的是把我们培养成为一个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母亲用她自己的言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记得在泰国时，哥哥和我在父母亲的影响下，小小的年纪就参加过革命活动。如哥哥常为开会的叔叔阿姨放风；哥哥和我曾参加过进步话剧，如《三毛流浪记》的演出。回国前，我们就知道中国是自己的祖国，就会唱《东方红》等革命歌曲。回国到北京定居后，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当时，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经济建设初期阶段，我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富裕。母亲就教育我们要勤俭，要吃苦耐劳。他们的工作很忙，无法更多地照顾我们，为了不娇惯我们，也不请保姆，让我们从小就自立。
在母亲的教育、影响下，我和哥哥在学校学习时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工作后也有一定建树。母亲因病不能继续工作而离休后，还坚持参加社会活动，为侨务工作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使我们更好地为社会多做贡献，她承担了家庭重担。父亲60多岁了还在工作，为了父亲能有充分精力更多、更好地为党做工作，她精心地照顾他。为了使我和哥哥安心地工作和学习，她带病为我们带孩子，操持家务，以至操劳过度，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生前平易近人，对同志、对朋友真诚相待，对群众关心备至，得到了周围同志和群众的爱戴。母亲的一生极其平凡，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她入党40年，经历了多次风浪的考验，不辜负党对她的培养。作为一位平凡的革命者，母亲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