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摇滚人，后来为什么都那么不快乐
张楚、何勇、窦唯。本文照片均出自高原摄影集《把青春唱完》。
最近何勇伤人一事有点糟心。很多人飞扬过的青春在暗地里破败，面上还能维持齐全；而他们这些在同时代人里特殊的一部分人年轻时候飞得特别高，一旦跌下来，也就特别惨。
何勇的圈内朋友劝过他，“干脆过一个人的生活，安定，远离社会、喧嚣、名利场，只要有口饭吃。”但是很难。没有点精神病的人是很难玩好摇滚的，有了精神病又不是能玩好摇滚的保证。如果不幸又有精神病又玩不好音乐了，这种社会新闻后面的苦难非经历过难以体会。
1992年梦回唐朝MTV。
想到不久前高原新出的摄影集《把青春唱完》。即使你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狭小的中国摇滚圈一无所知，对整个八十年代浪漫而激进的社会氛围从未浸淫，看这本书大概也会被打动。
仅仅看完书也需要时间抽离，更何况书中的人物们。书里的文字简短克制，不臧否不八卦，只有一点伤怀和十分怀念。诚实的镜头是不会骗人的，书里面高原爱谁喜欢谁看得清清楚楚，来来去去即使只有一个名字的人物也很有故事的样子，只是很多人隐出了这个圈子，甚至隐出了这个世界。
共同的特征是：大家都是一副没有明天的样子，原因各不相同。有想了太多没有答案的，也有干脆什么都不去想的，但是都热爱音乐，以及音乐和这个乌托邦小圈子带来的一切。一张张黑白图像里他们不是在做音乐就是在聚众玩耍，和镜头的关系亲密又坦然，好像《八十年代的中学生》里的少年们，且并没有比后者另类叛逆多少。
1994年8月1日，儿童剧场，《中国火》。
高原，当年摇滚圈子里备受宠爱的骄傲公主，英气而美，学摄影，持相机的时候没有机心，只是想记下当下的人事。她爱窦唯，一笔糊涂账地从王菲手里“抢”过窦唯，在一起数年后又离婚，直到窦唯在上海演出时候情绪失控怒骂她把孩子带走太残忍，才算是在大众面前为这段感情画上一个大写感叹号般的结尾。从此高原退出这个圈子，“再也不看文艺电影了，专心赚钱养女儿。”多年来高原一直小心地保护隐私，把自己隐去，才能在深夜痛哭、巨大的失落，以及友人们相继离去的打击后仍强健地走到现在。
她的书里没有八卦，只有她的朋友们。因为在场，即使“我们当时只是傻玩儿，傻乐，每天都是，谁也没多想什么，即使想也不会去想以后会多惨”，也在下意识的敏感驱使下频频按下快门。成书的原因是有一天晚上高原又点开大家写给张炬（“唐朝乐队”创始人之一，1995年因车祸去世）的那首《礼物》：“梦还剩一个，你先做了再说，别等天亮后，大家脸色都那么的遗憾，又不好抱怨…….”她就想：出本书吧，仅仅为了那些再也不能重来的岁月，我们一起活过的岁月。
1993年，窦唯。
她说自己20岁的时候不迷茫，迷茫是40岁时候开始的。“走过那么多的路，一直在寻找答案。可太多的事没有答案。”其实有答案，至少有一部分答案，就在书里。这本书至少给出了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当年的摇滚人后来都那么不快乐。盛志民的《再见，乌托邦》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都那么惨，竟然不是想象中开凯迪拉克戴大钻戒有很多小弟的样子？
1994香港红磡演出前的窦唯。
是因为以魔岩为代表的资本突然介入而他们尚未准备好，台湾公司只签主唱不签乐队对整个生态的破坏，以及此后各人口中的“合约矛盾”（据说分成极不合理，给音乐人几乎没有分成和红利，是按照北京平均工资水平开的固定收入）最终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还是因为1992年“南巡”过后掀起“全民下海”浪潮，一群大孩子的叛逆玩物音乐突然成为具有市场属性的商品，唱片工业的沟渠又曲折复杂，等他们好不容易摸清一点，又迎头撞到唱片工业的大衰退？
无论和张培仁的“魔岩”有多大的恩怨，当年答应“回去赚三年钱，三年后再回来”的“魔岩”自身难保最终石沉大海。连航空母舰“滚石”都差点沉船，“大陆小舢板”们自然难以为继。在九十年代的这十年间，他们被抛到浪尖又随退潮被席卷。
高原的照片里有很多摇滚人在全国的“走穴”生涯。他们被卷到一个尴尬的境地，开始自生自灭。但他们又和在这个十年里在全国各地蛰伏，坐着火车到处流浪，在后一个十年成为中国独立音乐中坚力量的音乐人不同。前者经历过高潮，本身又多是京城的世家小孩，开眼最早亦最具优越感，现实的落差要接受很难。后者却是完全草根，从土里和人群里汲取养分，后来生出土摇和诗意的民谣，又刚好躲过唱片工业的崩溃，直接从酒吧一场场唱到了现在，成为以演出为主体的音乐市场的胜者。这是外因。
《把青春唱完》给我们的答案却和照片一样感性。
何勇：“我们的生活可能不完美，但是为什么要有艺术的存在，就是我们可以创造一些完美的事情，比如创造一首完美的歌。可能在这个完美里面，包括质量，还有一些文化的东西，符合时代、符合这个社会呼吸的东西。”
张楚：“活在那种纯粹中，或者认为那种纯粹可以指导自己。相比较来说，在这个时代好像在建立自己的个性，相对来说还挺质朴的，所以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认为（自己）跟社会有那么大的反差。就个人性格来说，我们都不是擅长于去担当一种社会责任的人，可能我们都会是喜欢一种个人责任的人，去完善自己的梦想、完善精神上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认为在这个上面使我们进入了很多我们不太想进入的世界。”
高原：“我觉得活着就应该自由，身体上、精神上都应该自由，别禁锢它。”
张永光：“每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但一下台回到房间就感到孤独。可能是因为在台上投入太深、消耗太多的缘故吧。”
1994年“红磡演唱会”是“魔岩三杰”的顶峰。
何勇回忆演出完之后“人基本上就废了，就是累，精神塌下来了。有点太投入了吧，而且歌又特狠，不用元气不行的那种。”高原是他们的一员，所以她的视角亦是内向的。当完美、纯粹不再存在，当无所事事和朋友们消磨时间，兴致来了一伙人去地铁卖唱，每天像上班一样聚在一起傻玩傻乐不再存在，当积聚的能量一夕间被迅速耗尽，他们的时代戛然而止。是像金兆钧早在1993年说的“如果中国没有大的变化，老百姓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先追求钱。追求钱的过程中，人们不会过分的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松和享受”吗？是也不是。
我们当然依然需要批判的声音，但是批判的人早随着自身和社会状况的变化落入尴尬境地。传播方式的变化亦令“大偶像时代”不复存在，振臂一呼万人激越成为过去。他们的孤独在于，当年一小撮人的觉醒没有最终成为一大群人的觉醒，一个浪头袭来迅速让他们成为不合时宜的人。写到这里又想到崔健。崔健比他们又老了一辈，硬气，坚持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看起来最近终于也将走下“神坛”。
尽管至今他的现场依然撼人，但是早已脱离了语境。至少观众大都是来怀旧的，而不是和他一起呛声这个时代，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也只是当艺术表演来完成一次次的演出。摇滚乐本来就是拿命去搏的东西，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只可能昙花一现，老摇滚艺术家的境地本来就是危险的。更何况当你在舞台上疾呼“要让观众听到真正的摇滚乐”，而缺乏与之匹配的表达欲望和能量之时。所以摇滚未必是一生的事情，可以像窦唯一样继续走，做点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存在过的摇滚真的是有劲的东西，留下的这本《把青春唱完》也实在是烫手的。
1996年10月，北京科技大学，何勇在演唱《垃圾场》。
作者：黄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