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发展新信号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１８日电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需求侧出发分析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理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何为“供给侧”？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信号一：在供给侧上做文章意在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对应的是“供给侧”，也就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大家熟悉的通过扩大投资、鼓励消费等方式扩大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在经济学上属于需求侧管理。而供给侧管理重在通过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降低税费负担等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志洲说。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既要有眼前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要考虑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宏观政策在需求侧还是在供给侧上做文章，不是非此即彼，只是有所侧重。
“以前常讲的‘三驾马车’，是从经济运行的结果出发的，便于宏观调控进行短期的逆周期调节。这次强调供给侧是从经济运行的源头入手，从产业、企业角度观察认识问题，更加突出长远的转型升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分析。
结合中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实践可以看出，供给侧管理其实以前也在做，比如淘汰落后产能、减轻企业税负等，只是现在这方面工作的紧迫性重要性大大提升。未来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工作也还要做，投资方面还有社会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等的投资不足，消费方面还有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扩大，出口方面还有服务贸易出口仍有很大潜力，扩大内需也大有潜力。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提法既抓住了当前问题的重点，又是全面均衡的。可以预期未来经济工作的侧重点、发力点有所变化，将更加注重长远可持续发展。”王军认为。
信号二：“靶心”对准新常态下经济新的突出矛盾
无论是注重扩大需求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强调供给侧管理的供给学派，对中国宏观调控和经济决策的实践而言，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学理问题，而是要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上看是结构问题。抓住供给侧做文章，是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在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惯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行业和一般制造业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而且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重负。此外，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公共服务、社会公平等领域，也存在着很多短板。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证明，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时候，恰恰是产业结构变化最剧烈的时候。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的最突出矛盾不是总量矛盾，而是结构问题，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未来可以大有作为。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中央决策坚持问题导向，从生产供给端入手，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迟福林分析，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后，需求增长总体比较平稳但出现了新升级，产业结构要跟上来，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要加快发展，而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要加快出清，这样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
信号三：更多力促经济转型升级的改革举措将发力
在供给学派理论中，研究的多是“供给侧管理”。然而，这次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宽泛意义上的“管理”被“结构性改革”取代，指向非常鲜明。
“这次强调的是在供给侧用结构性改革做大文章。”迟福林指出，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问题方方面面，但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要着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矛盾。
迟福林举例说，中国服务业发展之所以相对滞后，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税收、土地、资源价格等相关机制都是注重鼓励工业发展的，服务业发展的成本较高，而且金融、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发展还面临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下一步要通过放开市场准入、减轻税负等结构性改革措施，鼓励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大发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加大力度推动重点领域改革落地，加快推进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牵引作用的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很重。”蔡志洲说，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搞活微观，增强企业竞争力；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进一步简政放权，助力创业创新。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需要我们持续努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同时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使得中国经济在优化结构中实现转型升级、良性循环，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