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开发区权力集中致腐败多发 涉地涉房成重灾区

　　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各种开发区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记者近期在海南、湖北、安徽等地采访时发现，一些地方的开发区由于权力集中，缺乏有效监督，腐败案件时有发生。

　　涉地涉房成“重灾区”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工委原书记卢勇，在土地使用性质变更、房地产项目容积率调整、审批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事项中，多次收受开发商聂仲根的贿赂，前不久被海南省纪委“双开”，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

　　记者从海南省纪委了解到，卢勇为聂仲根的违法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在其未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人防建设审批、招投标手续、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房屋预售许可证，也未取得图纸审查合格证的情况下，就擅自开工建设和预售房屋，而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的国土、城建、税务等诸多监管部门对开发商的违法行为也“熟视无睹”。

　　不仅海南，湖北、安徽等地近年来也查处不少开发区腐败案件，如2000年以来，湖北省累计查处开发区科级以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215件，其中县处级61人、地厅级7人。在这些腐败案中，“一把手”违规违纪问题居高不下。据湖北省纪委介绍，全省查处215件开发区科级以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一把手”案件占45.1%。

　　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与其他区域相比，开发区优惠政策多、工程项目多、自由裁量权大，相关腐败案件呈现高发频发态势。

　　征地拆迁、安置分配领域成开发区腐败“重灾区”。安徽省合肥高新区检察院负责合肥高新区、合肥经开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检察工作。该院负责人告诉记者，辖区贪腐案件高发。如合肥高新区双墩村原村委会主任汤大华，多次向高新区管委会拆迁安置中心原主任韩英群、农村工作局原副局长戚大忠行贿，以他人名义侵占拆迁安置房390平方米、受贿39万元。

　　招商引资、园区建设等领域，也是开发区腐败的高发点。采访中记者获悉，有的开发区干部为抢时机、抢项目、抢开工，不按政策、制度和程序办事，违反规定“开绿灯”的现象时有发生。

　　监督薄弱难震慑

　　关于开发区腐败案件高发的原因，海南省二中院法官伍柄霖认为，开发区的土地资源丰富，“权力寻租”的空间比较大。与此同时，开发区集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于一身，监督制约机制和监管制度往往又很难跟上。

　　同时一些法律法规也不够健全。海南省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孝民说，现行土地管理法规中有些实施细则不够完备。如在处理具体的土地事务中，一些开发区的决策人员、经办人员对土地的出让、定价，拥有很大的自主决定权，给权力寻租留下余地。

　　监督力量薄弱，也是开发区腐败案高发频发的一大原因。据安徽省一些开发区干部介绍，在开发区建设的初期，管委会采用的是“大部制”，机构少、人员少。随着开发区内工业化、城镇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开发区管委会承担的职责已基本上和县区政府接近，但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监管部门力量薄弱的弊端凸显。如合肥高新区检察院反贪局仅有3名工作人员，为了办理一些案件只能请上级院、兄弟院抽调力量组成专案组，即便是这样，过去两年该局共查处腐败案件23件。

　　一些基层纪检干部介绍说，当前对反腐工作的考核偏重于级别与案值，对查处开发区存在的一些征地拆迁和安置腐败问题力度不够。“征地拆迁和安置腐败问题就发生在群众身边，直接事关群众利益，但涉及人员多、取证复杂、贪腐人员级别低、单个案件数额小，在办案人员的业绩考核中体现不明显。”安徽省纪委一名干部说。

　　扎牢制度的篱笆

　　为遏制开发区腐败案件高发频发态势，基层干部建议，从制度上进一步强化对开发区土地利用的监督与保护。强化权力制衡已成当务之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认为，要限制开发区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特别是要限制一些所谓“高配”的“一把手”权限，落脚点还在于尽快建立一个完善的相对独立的监督体系，加强监督力量，强化对开发区“一把手”的权力约束与制衡。

　　湖北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应完善班子内部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推行重大事项决策“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和票决制。实行决策咨询制度，重大事项决策前要开展专家论证、听证、决策评估和公示等工作。完善招商引资管理、工程建设管理、土地管理等制度，堵塞滋生腐败的漏洞。同时转变对开发区工作考核过于偏重经济指标的问题，引导开发区科学和谐发展。

　　专家认为，还要强化教育监督，应加强对重要政策措施、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开发区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集中教育、廉政谈话等制度，以及相关部门参加的查办案件联席会议制度、案件线索移交制度，形成办案合力。(记者 姜刚 徐海涛 傅勇涛 李鹏翔)